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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狐是靈公時期晉國的史官，因一句「趙盾弒其君」而譽滿天下、名垂青史。孔子說：「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文天祥在《正氣歌》寫道：「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董狐果真是一位剛正不阿、敢於秉筆直書的千古良史嗎？
　　先看史實晉靈公十四年(前607年)，趙盾是晉國的首卿。這年九月，晉靈公在宮中埋伏好甲兵，假意召趙盾進宮飲酒，計劃在飲酒期間趁趙盾不防，擒殺趙盾。趙盾沒有想到晉靈公對自己起了殺心，坦然應召入宮。席間，埋伏的甲兵一湧而出，多虧甲兵中一個叫靈輒的武士，冒死救護趙盾，趙盾才僥倖逃出。趙盾與晉靈公的矛盾公開化了，趙氏一族面臨滅族之禍。趙盾的從弟趙穿當然不甘心「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於是起兵攻打晉靈公，在「桃園」這個地方殺死晉靈公。趙盾此時已經逃離絳都，還未逃出國境，聽說靈公已死，遂返回絳都，以首卿身份命趙穿趕赴周都成周，接回晉文公的庶子黑臀繼位，即晉成公。此時，晉國的史官是董狐，晉國的史書是《晉乘》，董狐將「趙盾弒其君」載入《晉乘》，並在朝堂展示。趙盾說：「我沒有弒君。」董狐說：「你是首席大臣，逃亡沒有離開晉國，回來又不討伐弒君的叛賊趙穿，弒君的不是你，是誰？
」。
　　圍繞這一事件，從古到今就有兩種態度。一種以儒家為代表，認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晉靈公作為國君要趙盾死，是天經地義，不存在正義非正義。此事56年以後孔子才出生，當時的東周列國是諸侯坐大，兼併成風，諸侯國內是卿大夫坐大，弒君成風。即以晉國為例，此前就有從晉昭侯到晉緡侯五個國君被殺。靈公以後又有厲公被卿大夫欒書、中行偃所殺。齊、楚、魯等國國君也屢屢被卿大夫所殺。孔子出生在魯國，魯國曾經是周公旦的封地，相比之下魯國保留的西周遺風更加醇厚。孔子對董狐的讚揚，符合他「君君臣臣」的一貫思想。而左丘明和司馬遷則不然，他們認為是靈公挑起事端。
　　我們再說趙盾與靈公的關係。趙盾是趙衰之子，趙衰曾經隨晉文公亡國十九年，是一個謙謙君子。為此，晉文公把自己的女兒嫁給趙衰。晉襄公託孤於趙盾，雖說晉襄公去世後，趙盾一度準備擁立文公之庶子公子雍繼位，但是最後還是看在晉襄公遺孀穆贏的面子上，立襁褓中的襄公之子夷皋為靈公，為此還不惜與送公子雍回國的秦軍一戰。在這個問題上，趙盾盡了首卿的責任。靈公年幼時，趙盾是事實上的國君。靈公年長，想要收回君權，而趙盾已經根深葉茂、難以撼動了。君與卿爭權原本是春秋列國的普遍矛盾，解決矛盾的辦法只能是一方退讓或消滅對方，如曲沃武公誅殺哀侯，如晉獻公誅殺公室群公子。這已經為無數歷史經驗教訓所證明。趙盾沒有消滅靈公的打算，只想維持專權的現狀，而靈公卻動了殺機。
　　董狐既然是晉國的史官，理應忠實地紀錄歷史。就此事而言，董狐應該這樣紀錄：「十四年，君欲誅盾，伏甲兵於宮中，佯召盾飲，盾至，甲兵襲殺盾，幸靈輒反戈，盾亡穿叛，穿弒君於桃園。」在這一點上，董狐沒有忠實於歷史。站在王室的立場上的董狐，有理由發雷霆之怒，他盡可以這樣指責趙盾：「靈公長大成人，你就該還政於國君，但你依然把持朝政，這是為臣子的不忠不義、不仁不孝，靈公之死雖是趙穿所為，根子在你這裡。」西周以前的史官記載歷史是據實而言，不加貶褒，如流水帳一般。我們可以從甲骨文、鐘鼎文中看到端倪。孔子筆削《春秋》，純以個人好惡，留下「春秋筆法」，遺脈不絕。孔子說：「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董狐維護的是君權至上，與孔子的心相通，難怪孔子要讚揚董狐，說董狐是良史，亦即說自己是良史也。
　　那麼，史官是否可以用一種標準來評判歷史呢？儒家的標準是君權高於一切，弒君之罪，罪莫大焉。近世以來有歷史學家提出「歷史進步論」。比如，曲沃桓叔藉助潘夫殺死晉昭侯，無人說「桓叔弒其君」。一些論者認為，曲沃桓叔在自己封邑進行了某些改革，摒棄了晉國一些行之已久的腐朽因陳，因而「曲沃代翼」具有歷史進步意義，也就是說，為了「歷史進步」，晉昭侯死不足惜。還有一種叫做「國家至上論」，即為了國家利益弒君王、殺忠臣都可以原諒。晉獻公死後，卿大夫裡克以國家利益為重，連殺二君，孔子並沒有因此指責裡克大逆不道，「弒君不仁」。那麼道德呢？古往今來，幾乎沒有人從道德層面責備帝王將相。晉獻公聽信驪姬讒言，逼死太子申生，追殺兒子重耳、夷吾。晉文公娶侄子圉的妻子為妻，娶秦穆公女兒為妻(其時圉已由秦國潛逃回絳繼位為晉侯懷公，穆公夫人是重耳姊)，已屬亂倫。文公在秦軍護送下繼位後，懷公已經逃到高粱，文公還是派人追殺了懷公。因為晉獻公、晉文公都是使晉國強大的有作為的國君，後世史家無人責備他們。看來，道德是講給平民百姓的，帝王將相在角逐權力時，道德之類的說教是不用考慮的。歷史唯物主義者認為，歷史有必然規律可循，並不排除偶然的因素。假使趙盾被靈公所殺，趙氏一族難逃滅族之禍。還有後來的三家分晉嗎？戰國歷史是不是也要改寫？然而歷史不能假設，存在即現實，發生了的便是必然。
　　孟子說：「春秋無義戰。」儒家看來，春秋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宗法制度下的諸侯國之間的戰爭無所謂正義與非正義，可是後世史家一定要當評判家。歷史發展到國家階段，權力是非常誘人的東西。即使做了為國為民的好事情，由於權力過於集中，也會引起諸多問題。明朝內閣首輔張居正是公認的能吏，萬曆皇帝靠他治國，居正死後差一點被鞭屍。何者，權大召忌也。縱觀歷史，宮廷鬥爭皆因權力而起，權力一旦失控就會釀成災難。儒家已經看到這一點，就從歷史深處揀出一個堯舜禪讓的故事。山西陶寺遺址發掘表明，堯舜時代已非部落聯盟時代，已經具備了國家的各種要素。《竹書紀年》記載的堯舜故事完全是另一個樣子：舜囚堯而得天下，禹拘舜而登王位。董狐作為一個史官，敢於不畏權力得罪趙盾，只能說明董狐是一個維護君權的忠臣，並不能說明他是一個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