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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7月28日﹐西安東大街騾馬市的福盛樓飯館先後進來4個人。他們一邊小聲談論﹐一邊開始尋找僻靜的座位落座。還未入座﹐便見一人匆忙出去﹐4人並未在意。點好菜後繼續談論。大概過了半個小時﹐匆忙出去的人與另一個人進了餐館﹐坐在了另一桌。坐不到三分鐘兩人又匆匆離去﹐離去前仔細辨認了一下4人的臉。過了一會﹐兩人再次折回飯店。4人感覺事情不妙﹐一人去結賬﹐招呼另3人先走。其中兩個人到了門口就被叛徒陳建文帶領的國民黨特務捉住了。另外一人因為喝了口茶耽擱了一會﹐趁亂逃脫。結賬者見形勢不妙﹐機智地從後門逃脫。這4人﹐結賬的是賈拓夫﹐被捕的是杜衡､簫章﹐他們都是當時中共山西省委的主要領導﹐喝了口茶僥倖逃脫的便是高崗。他們在福盛樓開會的主要目的是研究西北民眾抗日義勇軍行動計劃等問題。杜衡被捕後不久叛變﹐而因為喝了口茶的偶然﹐高崗僥倖逃脫。逃脫後高崗代表陝西省委去了陝甘邊﹐而陝甘邊之行成為了高崗人生的重要轉折點。
　　由於中共陝西省委執行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路線的領導﹐在1933年6月初到8月初的短短兩個月時間內﹐陝甘邊的黨和紅軍損失慘重﹐陝甘邊的革命形勢急轉直下。在此關鍵時刻﹐8月14日陝西省委代表高崗､西北民眾抗日義勇軍總司令王泰吉､紅四團團長黃子祥､政委楊森､陝甘邊特委負責人習仲勳､張邦英等﹐陝甘邊游擊隊總指揮李妙齋､耀縣游擊隊隊長王伯棟､政委張秀山等西北地區黨政軍代表在陳家坡召開會議﹐研究陝甘邊地區的革命力量如何統一行動､怎樣創建主力紅軍的問題。
　　會議就是否集中領導､統一指揮產生了激烈的爭論。高崗力主將分散的小股革命武裝力量統一起來集中行動﹐堅持創建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方針。經過通宵達旦的討論﹐會議最終以高崗為代表的､主張統一行動的意見達成共識﹐決定成立陝甘邊紅軍臨時總指揮部。王泰吉任總指揮﹐高崗任政委。此次黨政軍聯席會議﹐對重建紅二十六軍起到了重大作用﹐也為高崗後來在謝子長､劉志丹犧牲後成為西北根據地代言人的地位奠定了基礎。
　　1935年﹐正當西北根據地反「圍剿」鬥爭進入關鍵時期﹐王明「左」傾錯誤卻在陝北惡性發展。9月下旬﹐陝北「肅反」拉開帷幕。10月1日這一天﹐首先秘密逮捕了陝甘邊蘇維埃政府秘書長張文華等5人。不久﹐包括劉志丹､高崗､習仲勳､高朗亭在內的大批陝甘邊特委､陝甘邊蘇維埃政府的領導幹部先後被誘捕。緊接著﹐200多名為創建西北根據地出生入死的優秀同志倒在了自己人的槍口下。
　　恰在此時﹐毛澤東和黨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在吳起鎮聽聞了西北蘇區「肅反」的消息。他們立即派遣中央組織部部長李維漢和白區工作部部長賈拓夫等人﹐攜帶電台作為先遣隊去尋找劉志丹等人。在陝北蘇區「肅反」的情報被證實後﹐毛澤東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所逮捕的幹部交給中央處理」。毛澤東及時的電令拯救了劉志丹､高崗等人的性命。巧合的是中央紅軍決定開赴陝北﹐國民黨的一張報紙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1935年﹐在張國燾採取分裂行動後﹐黨中央和毛澤東果斷決定率領一､三軍團單獨北上。但是﹐北上去哪裡﹖9月﹐紅軍突破天險臘子口後﹐在甘肅哈達鋪繳獲了幾馱書籍和報紙﹐而其中的一張報紙上恰刊登有徐海東率紅軍和陝北劉志丹紅軍會合的消息﹐並且還有「匪區」略圖﹐毛澤東興奮異常。第二天﹐中央紅軍即向陝北開進。
　　11月3日﹐在下寺灣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會議決定成立以董必武為主任的黨務委員會﹐審查西北錯誤「肅反」事件。僅僅4天後﹐中央黨務委員會即下令釋放了劉志丹､高崗､習仲勳等因西北錯誤「肅反」而被關押的100多人。12月13日﹐毛澤東由前線回到瓦窯堡﹐接見了劉志丹､高崗等人。
　　在之後的幾年﹐西北紅軍和根據地的主要創立者劉志丹和謝子長先後去世﹐資歷類似高崗的閻紅彥､王泰吉､楊森等也非走即亡﹐歷史就這樣把大難不死的高崗推到了前台﹐成為了西北根據地的代言人。高崗敢說敢幹的工作作風加上中共中央照顧山頭政策的需要﹐他步步高陞。從1937年擔任陝甘寧邊區保安司令﹐到1938年擔任中共陝甘寧邊區委員會書記﹐再到1941年擔任中共西北中央局書記。短短幾年﹐高崗登上了他在西北的權力頂峰﹐並開始步入中國共產黨的核心領導機構。
　　新中國建立後﹐隨著經濟的發展﹐原有稅制已明顯與經濟形勢相脫節。因此﹐1952年召開的全國財經會議上﹐決定修正稅制。同年12月31日﹐政務院財經委員會頒布了《關於稅制若干修正及施行日期的通告》和《商品流通稅試行辦法》﹐《人民日報》同日發表了《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稅制》的社論﹐文中說道﹐要「公私一律平等納稅」。新稅制雖然公佈﹐但商品流通稅的各項實施細則並未及時公佈﹐商業部調整牌價的通知未及時下達﹐商人對各種稅率如何調整及納稅手續一時難以適應﹐致使一些私商紛紛提款購物存貨﹐導致市場發生混亂﹐一些地方出現了搶購､停業的局面。這種情況引起了毛澤東的極大關注。
　　1953年1月15日﹐毛澤東給周恩來､鄧小平､陳雲､薄一波等人寫信﹐對新稅制提出了嚴厲批評。薄一波回憶說﹕「周總理收到信後﹐連夜給毛主席寫回信﹐談了處理辦法。」可見他把毛澤東這封信的份量是看得很重的… …我很注意信中兩句話﹕「此事我看報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已預感到事情有些嚴重了。毛澤東之後又對「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的說法進行了嚴厲的批評﹐「這個新稅制得到資本家叫好﹐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儘管之後各部門做了一系列的補救措施﹐但毛澤東依然認為政務院犯了「分散主義」的錯誤。於是在組織上對中央政府進行了重大改組﹐對中央領導重新進行了分工。周恩來任書記的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被撤銷﹐中共中央主席開始直接對各黨組小組和分黨組幹事會進行領導。5月15日﹐政務院又發佈《關於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財政經濟部門的工作領導的通知》﹐把政務院20個部中的8個部﹕重工業部､輕工業部､一機部､二機部､紡織工業部､燃料工業部､建築工程部､地質部等﹐劃歸時任國家計委主任的高崗領導。1953年正值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開局之年﹐幾乎所有分工領導工業化的部委都劃歸高崗管理。經過這一系列的調整﹐周恩來的工作被大範圍地削弱﹐高崗的權力得到了極大的加強。而此時距高崗從東北進京不過八個月的時間。
　　高崗為什麼在這麼短的時間就能得到如此的信任和重用呢﹖其實早有端倪。1950年春﹐關於東北富農問題黨內出現了爭論。高崗認為﹐面對農村生產發展的恢復﹐富農的增多﹐應該通過組織起來的辦法﹐使個體逐步地向集體方向發展﹐使農民發家致富﹐黨員不應該剝削別人﹐不應該雇工﹐而有責任參加變工組。劉少奇則認為﹐現階段的變工互助不可能發展成將來的集體農莊﹐沒有機器工業的集體農莊是鞏固不了的。因此﹐雇工､單幹應該放任自流﹐黨員雇工､參加變工與否﹐應有完全的自由。之後圍繞陝西省委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對工會工作方針的不同意見又產生了分歧。
　　毛澤東的基本觀點一直認為﹐應該觸動私有財產﹐逐步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在這一點上﹐他對劉少奇以及周恩來的一些言行是不滿的。他說﹕「『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這種提法不明確。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還叫走向﹖走向就是沒有達到。」在如何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問題上﹐高崗始終跟隨毛澤東的思路﹐得到了毛的欣賞。或許毛澤東心中早有調整人事的想法﹐新稅制改革造成的混亂恰為高崗的上位提供了機遇。
　　這次的「偶然」或許不如前兩次的突然﹐但突然而降的權力未見得就是好事。「五馬進京﹐一馬當先」的高崗﹐這時已不僅是當先﹐已然成為炙手可熱的人物﹐過快的升位和過大的權力也沖昏了他的頭腦﹐他錯誤地判斷他已獲得了足夠的信任和實際的威望﹐到了取代劉少奇在黨內地位的時機。已經走到人生頂峰的他頭腦發熱地期盼更高的權力和地位﹐這為他悲劇的人生結尾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