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千古不變的九大定律
第一定律象牙筷定律。殷紂王即位不久命人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賢臣萁子說﹕「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糧﹐只能與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錦繡﹐乘華車﹐住高樓。國內滿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異寶。我不禁為他擔心。」果然﹐紂王「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 …益收狗馬器物﹐充仞宮室。… …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而諸侯叛﹐亡其國﹐自身「赴火而死」。
為什麼事態會如萁子所言﹐一步一步地發展下去﹖
《漁夫與金魚的故事》中那個醜陋的老太婆﹐最初只不過想要一個新木盆。第一個願望被滿足之後﹐第二個願望接踵而來。一個接一個﹐胃口越來越大。最後的結果仍舊只有一隻舊木盆。世人的貪慾﹐不都是這樣﹖得寸進尺﹐得隴望蜀。永無止境。君王的貪慾﹐更為可怕﹐因為他擁有無限的權力﹐沒有人可以阻止他。
《詩》云﹕「商鑑不遠﹐在夏后之世。」這裏所說的商鑑﹐究竟要我們鑑什麼﹖
其一﹐一定不能有「第一次」。第一次可能是微不足道﹐一雙筷子或一隻木盆。只是大壩一旦決了口﹐洪水便會一瀉而下。看一看那些貪官﹐只要收了第一筆賄金﹐以後的事便不由他了。可見人的意志力是多麼薄弱。一旦坐上權力的交椅﹐有幾個人能拒絕這第一次﹖
其二﹐整個過程是「進行性」。「進行性」一詞是我從醫學書中借用來。像「癌症」就是進行性。不斷地發展﹐不會中止﹐也不會逆轉﹐一直進行下去。殷紂王身邊﹐雖有比干和萁子這樣的賢臣﹐卻無法勸阻他。依靠臣下的勸阻來制約至高的皇權﹐其有效性顯然不足。所以事態的發展有其必然性。
其三﹐「其亡也忽焉」。《左傳﹐莊公十一年》﹕「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這裏的「忽」字﹐意為迅速﹐突然。洪水潰堤﹐轉瞬之間﹐一瀉千里。李自成打進北京﹐一生事業達到巔峰。由巔峰而至於落荒而走﹐大起大落﹐也在轉瞬之間。殷紂王之後﹐兩千多年﹐有周幽王､秦二世､陳勝､王莽､陳後主､隋煬帝､黃巢､朱溫､李煜､李自成､洪秀全､蔣介石等﹐「其亡也忽焉」﹐何其多。
殷紂王﹐這個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昏君､暴君､亡國之君﹐他給後人留下了什麼﹖留下了兩個字﹐「殷鑑」。無法節制的權力無限膨脹的貪慾等於離殷鑑不遠。
第二定律兔死狗烹定律。越王勾踐為報仇雪恨﹐臥薪嚐膽﹐精神非凡。但他的個人品質卻非常糟糕。在極端困苦的情況下﹐幫他籌劃大計的兩個功臣﹐成就大業之後﹐一個被殺﹐一個逃跑。殺文種的時候﹐勾踐說﹕「你教我滅吳七種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種就滅了吳國﹐你那裏還有四種﹐把它帶到先王那裏去吧。」．有七種方法滅吳﹐應當很有智慧﹐卻遭了勾踐的毒手。
此前范蠡曾規勸文種﹐「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范蠡之智﹐顯然高過文種﹐終能免於一死。兔死狗烹這樣的事﹐歷史上不斷地重演。能夠吟誦《大風歌》的漢高祖﹐也是小雞肚腸。依賴韓信的軍事天才﹐奪得天下。原說是與韓信「共天下」的﹐後來非但不「共」﹐還要了韓信的命。倒是張良聰明絕頂﹐託言辟穀﹐躲到深山裏去。劉邦一死﹐張良的辟穀秀也就謝了幕﹐照舊吃飯。說到殺功臣﹐狠毒莫過於朱元璋。當年幫他打天下﹐戰將如林。後來朱棣南下﹐朝廷居然派不出得力將領去帶兵。幸好不是北邊的蒙古人打過來﹐否則朱姓的江山傳到第二代也就敗了。
趙匡胤說﹕「吾終夕未嘗安枕而臥。」得了天下﹐卻又睡不著覺﹐夜夜失眠﹐竟為何事﹖天下洶洶﹐想要南面為王的野心家何其多。就是咱自家﹐當年「黃袍加身﹐」不也是個野心家。如此說來﹐野心家就睡在我們的身邊。老是疑神疑鬼﹐睡不好覺﹐搞得神經衰弱﹐以為真是狼來了﹐於是起了殺心。這是一種思維定勢﹐世人無論是誰﹐只要坐(搶)到這個位置上﹐總會不由自已這樣去想。原本搶來的東西﹐難保不被別個搶去。所以﹐歷史上兔死狗烹之事不斷重演﹐是完全符合邏輯的。「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自古患難易共﹐富貴難同。」。
第三定律包圍定律。諸葛亮說親賢臣﹐遠小人﹐但小人卻更善於「包圍」。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論及天下興亡之道﹕「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佞臣和小人﹐雖為人所不齒﹐但他們在中國歷史上卻佔有重要地位。皇朝的滅亡﹐國家的劫難﹐往往與他們有關。《史記》中有《佞辛傳》﹐《漢書》中有《佞傳》﹐《新唐書》及其以後的《宋史》､《元史》､《遼史》､《明史》等正史中都有《臣傳》。
佞臣在歷史中的地位﹐史家不敢忽略。「指鹿為馬」的趙高﹐「口蜜腹劍」的李林甫﹐禍國「六賊」童貫､高俅､蔡京等﹐陷害忠良的秦檜﹐兩面三刀的嚴嵩﹐無法一一列舉。若能把他們聚集攏來﹐可以排列成大軍﹐浩浩蕩蕩。只不過﹐這隻大軍不能用來上陣殺敵﹐他們所起的作用﹐就是「包圍」。
魯迅先生說﹐凡是「猛人」﹐「身邊便總有幾個包圍的人們﹐圍得水洩不透。」結果﹐「是使該猛人逐漸變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趨勢。」「中國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圍… …。」這就是包圍定律。包圍者不僅有佞臣小人﹐還有女人﹐像妲己､褒姒､以及白骨精。
雖說「女色亡國」論是不對的﹐但壞女人在歷史中的作用卻不容忽視。將一塊磁鐵投入沙堆中﹐磁鐵表面便會粘上些許鐵屑﹐磁鐵吸引鐵屑﹐是因為存在磁場。圍繞著權力﹐也有一個看不見的權「場」。各種意有所圖的人都會在「權場」中向著權力中心作定向移動。於是就有了「包圍」。包圍是客觀存在的﹐在我們中國﹐有權力就一定有包圍。
權力越大﹐包圍就越厚。一個皇帝周圍有三宮六院﹐無數的宮女(唐朝後宮宮女最多時可達數萬人)﹐無數的太監﹐無數的虎賁勇士﹐還有皇親國戚﹐文臣武將。千軍萬馬﹐銅牆鐵壁﹐把一個「寡人」包圍在當中。寡人心裏高興﹐就要走出去巡視。但即便他真的走到了田間地頭也得不到真實。因為「下面」的人熟諳矇騙之術。一切場景都是事先精心安排好的﹐滴水不漏﹐皆大歡喜。
第四定律敵戒定律。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題為「敵戒」的短文﹐其思維邏輯與常人常理完全相悖﹐富含哲理是一篇奇文﹕「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訑訑乃亡。晉敗楚鄢﹐範文為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祗益為愈。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慾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從來人們都把敵人看作是禍害﹐無力者避之﹐有力者根除之。唯獨柳宗元認為﹐有敵人是好事。比較中國的歷史與西方的歷史有很大的不同。歐洲大陸﹐自羅馬帝國以後﹐列國爭雄﹐就像我們的春秋戰國時期﹐國與國之間﹐總有打不完的戰爭。一個國家要在這樣的環境中生存﹐必須勵精圖治。所以西方文化中的主旋律是競爭。西方的政治､哲學﹐市場經濟﹐都強調競爭。在他們的電影､遊戲中﹐充斥著激烈的爭鬥場面。
中國的歷史與歐洲完全不同﹐自秦統一以後的兩千年﹐幾乎一直是一國獨大的局面﹐周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人口與經濟實力可以與這個中央帝國「度長絜大﹐比權量力」。沒有強大的敵人﹐失去了外部的壓力﹐內部自然就腐化。未聞邊塞號角﹐但見歌舞昇平。自秦以後﹐皇朝的歷史﹐一代不如一代﹐整個社會的精神處於退化之中。正是這種歷史環境長期地作用﹐使中國人鴆於安樂﹐不思進取﹐怯懦畏葸﹐麻木不仁。
中國人發明了火藥﹐把它做成鞭炮﹐用於喜慶娛樂之中。西方人卻把他造成武器﹐使人類的戰爭由冷兵器時代進入熱兵器時代。沒有了競爭的壓力﹐也就失去了不斷創新進步的動力。當今世界美國人橫行天下。是三次大戰(兩次熱戰一次冷戰)造就了美國人之「橫」。中國人講究「中庸」﹐講究「和為貴」﹐這是我們的哲學﹐我們的傳統。熱愛和平是一件好事﹐但前提條件是不會有別個打進來﹐亡了國。
第五定律朋黨定律。唐穆宗時期﹐以李德裕為首的士族出身官員結成一派﹐以李宗閔､牛僧孺為首的科舉出身官員結成一派﹐兩派在朝廷上互相攻訐､傾軋達四十年﹐史稱牛李「朋黨之爭」。
中國歷史上這樣的「黨(派)爭」持續不斷。西漢有外戚､宦官作祟﹐東漢有清議黨錮﹐魏晉南北朝有士族門閥﹐唐有牛李黨爭﹐宋有「元祐黨人碑」﹐明有東林黨､宣黨､崑黨﹐清有帝黨､后黨﹐國民黨內有黃埔系､cc系､政學系等。各朝各代﹐都有朋黨､幫派﹐是一個很有中國特色的歷史現象。朋黨現象﹐有其社會根源。中國傳統社會的最大特點是﹐他是一個宗法社會。
一部《紅樓夢》其隱含的意義﹐不是什麼反封建。《紅樓夢》用一個悽絕動人的愛情故事﹐向我們展示了古代宗法社會的基本結構及其運行特點。榮寧二府是一個大的(宗族)家族。像一棵大樹﹐有主幹和旁枝。「親不間疏﹐後不僭先。」有規有矩。賈王史薛﹐四大家族﹐互相倚持﹐結為勢力。更有皇親國戚﹐達官貴人﹐彼此迴護。構成一個複雜的體系﹐盤根錯節。只有明晰了其中的脈絡才算真正讀懂了《紅樓夢》。
中國宗法社會的特點之一就是盤根錯節。一個人立於社會並非是孤立。在他的周圍有各種各樣的關係﹐親戚關係､鄉黨關係､同學關係､師生(徒)關係､戰友關係､同事關係､朋友關係､幫會關係､同志(道)關係等等。這些關係構成了一個人的社會資源。聰明的人﹐運作得好﹐前途無量。無論處廟堂之高﹐江湖之遠﹐都能見到中國人在忙著拉幫結派。像一個個勤奮的蜘蛛﹐編織著屬於自己的網絡。網絡越大､越結實﹐捕獲就越多。
現在說打貪官﹐須先搞清楚﹐貪官後面的保護傘有多大﹐前後左右鐵桿關係有多硬。否則貪官打不到﹐反倒捅了個馬蜂窩。對於中國的朋黨現象﹐自古以來就有兩種不同的觀點﹐褒貶不一。持否定觀點的人認為﹐「結黨營私」。宋朝歐陽修卻認為﹐「小人無朋(黨)﹐惟君子則有之。」。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由於社會和歷史的原因﹐中國人常常結為宗派﹐十分自然﹐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許多人對此十分忌諱﹐刻意迴避﹐諱莫如深。其實大可不必。像毛澤東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公開承認﹐「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倒是日本人比我們痛快﹐他們的政黨內部就分為不同的派別﹐公開活動﹐堂而皇之。這是日本國內政治的一大特點。
第六定律黃宗羲定律。所謂「黃宗羲定律」是以黃宗羲的觀點而總結出來的某種歷史規律。內容是關於「帝國千年以來」通過「並稅式改革」解決「農民負擔問題」。歷次改革的目的都是好意﹐改革者的初衷是要通過「並稅」的方式減輕農民負擔。一次又一次的改革﹐農民的負擔非但沒有減輕﹐反倒愈益加重。黃宗羲稱為「積累莫返之害」。依常理來看是有些奇怪。像王安石這樣的改革家﹐詩文寫得極好﹐富有智慧﹐怎麼也會犯一些不斷被重複的簡單錯誤﹖中國的農民對此有他們自己的解釋。在農村普遍流傳著一種說法﹕「上面的經是真經﹐都是下面這些歪嘴和尚把經念歪了。」歪嘴和尚何以要把經念歪﹖
考其原因有二。一是和尚水平太差不會唸經﹔二是和尚故意要把經念歪。我以為後一種情形居多。明朝官員的薪俸太低其各項必要的支出加在一起高過俸祿的收入。與其他各個朝代相比﹐明朝官員的俸祿是最低的。明朝官員俸祿雖低﹐尚有俸可領﹐而在王莽時期﹐官員們從朝廷中領不到錢﹐俸祿為零。
讀史讀到這裏覺得十分有趣。不給官員發薪﹐難道讓他們去喝西北風﹖自古有喝西北風的老百姓﹐未見有喝西北風的官員。結果是王莽時期的官員卻因零俸祿政策而大發其財。既然朝廷不給發薪﹐他們只好自行解決﹐正好有了藉口﹐可以理直氣壯﹐大肆搜刮。在我們推行各項改革措施時經常碰到的一種情形是「兩頭熱﹐中間涼。」中間熱不起來﹐自有其道理。十七世紀英國哲學家霍布斯認為﹐人是自私自利的動物﹐每個人都努力要保持自己的生命。這種「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是人類一切行為的基本動力。
Selfpreservation﹐一個很好的詞﹐每個人都會Selfpreservation。我以為﹐既然每個人都會Selfpreservation﹐官員們的Selfpreservation也是無可非議。為甚麼和尚要把經念歪﹖為甚麼中間熱不起來﹖皆因為中間的官員們認為改革不利於他們的Selfpreservation。要Selfpreservation的官員去為供養他們的農民減輕負擔﹐這是一個典型的邏輯悖論。在這個悖論中﹐最關鍵的是農民和官員之間的供養關係﹐假如去掉這種關係﹐悖論就不能成立。或者在減輕農民負擔的同時﹐由中央財政給官員們以補償﹐兩方都不吃虧﹐「中間」也就沒有道理再涼下去。
王安石的變法﹐十分縝密﹐像「青苗法」之類﹐仔細閱讀其內容﹐確實為農民考慮得十分周全。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這樣的殫精竭慮﹐最後卻惹得民怨沸騰。是各級官員和胥吏在其中做了手腳﹐搗了鬼﹐把一件好事攪成一塌糊塗。官場的「潛規則」﹐正是官員胥吏們的搗鬼之術。
官員們搗鬼有術﹐他們不僅有「潛規則」﹐有時更是肆無忌憚﹐毫無規則﹐隨心所欲。如老百姓所說﹕「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這裏說的是兩個層面的問題﹐一個是和尚要吃飯﹐一個是和尚會打傘﹐兩者之間有一定的聯繫。和尚要吃飯是正常的﹐也是正當的﹐不給他們吃飯﹐或吃不到好飯﹐他們就會去「打傘」。
中國歷史上有過許多次變法成功的不多。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執行難」。好的法律﹐好的政策﹐到了中下層官員手裏常常會走了樣。批評者常常把矛頭指向中下層官員。我以為雖然是中間環節出了問題﹐根源卻在上面。表面上是一個「執行難」問題﹐實際上是一個設計問題。
設計一個好的政策(比如說「青苗法」)﹐同時也應配備一個好的「路線圖」。在這個「路線圖」中﹐必須把「和尚要吃飯問題」與「和尚會打傘問題」列入日程。不考慮並重視「和尚」問題﹐好的政策就只是空中樓閣。或者我們說﹐一個好的設計師要想把他設計的好政策付諸實施﹐順利推行﹐必須首先把「和尚」安頓好﹐否則「黃宗羲定律」就會不斷重演。
第七定律五世而斬定律。1856~1860年太平軍兩次打破圍困天京的清軍江南､江北大營﹐取得大捷。有人說﹐雖然打了勝仗﹐但客觀上卻幫了清廷的忙。何以這樣說﹖駐守江南､江北大營的是清廷「精銳」的八旗兵和綠營兵。綠營兵「射箭﹐箭虛發﹔馳馬﹐人墮地。」八旗兵則更為腐敗無能。兩營潰敗﹐湘軍成為清廷主力﹐形勢急轉直下。當年八旗兵入關﹐真是「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這隻兇猛的老虎後來為什麼會變成如此熊樣﹖富貴人家﹐總是難以持久是中國歷史的規律。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一個有本事的君子﹐得了個好位子﹐掙了一大份家業﹐想把他千秋萬代的傳下去。
但「五世而斬」﹐君子的夢想終會被殘酷的現實所擊碎。老百姓的說法﹐更加令人掃興。他們說﹕「富不過三代」。五世也好﹐三代也好﹐貧與富﹐是在不斷地轉換。也許這是一種自然的調節﹐自然的公正。為什麼富者不能恆富﹖富貴人家之所以會出敗家子﹐我以為原因有四﹕
一曰「驕」。八旗兵入關﹐滿人成為統治階級﹐擁有特權。八旗子弟一不務農﹐二不做工﹐對漢人有強烈的優越感。由「驕」而「橫」﹐一些貴胄子弟仗恃父兄的特權﹐在社會上橫行霸道﹐欺男霸女。《紅樓夢》中的薛蟠﹐打死人命﹐搶了丫頭﹐揚長而去。古代法律﹐不僅「刑不上大夫」﹐亦且「刑不上大夫之子」。
二曰「奢」。八旗兵入關﹐大肆擄掠。許多人在戰爭中聚斂了大量的財富。西方人擁有了財富會把他變為資本﹐不斷增值。我們中國的富人比較缺少這種進取心﹐尤其是一些新貴﹐有一種暴發戶心態﹐喜歡彼此攀比﹐講排場﹐一擲千金。像「石崇與王愷爭豪」這樣的事是一種流行病﹐一直流行到今天。生於錦繡叢中的富家子弟﹐耳濡目染﹐他們的攀比和揮霍﹐更是青出於藍。惟其如此﹐才有了五陵少年和八旗子弟。
三曰「淫」。古人告誡﹔「富貴不能淫。」此處「淫」字之義﹐乃是迷惑與放縱。之所以有這樣的告誡﹐是因為富貴能迷惑人﹐使人放縱。通常我們說﹐飽暖思淫慾。或者像現在人們所說的﹐男人有錢就學壞。有錢會使人們產生更多的慾望。外部世界又充滿了各種誘惑。內部的慾望碰到外部的誘惑﹐兩者一拍就合。已經成熟的男人尚且無法抵禦社會上的各種誘惑﹐小孩子的自制力如何比得上男人﹖
四曰「逸」。「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這句話流傳很廣。好爸爸是很有用﹐他可以幫我們進入好大學﹐幫我們安排好工作﹐幫我們步入上流社會﹐過安逸生活。但好爸爸也有副作用﹐他使我們失去了艱苦奮鬥的精神。在這個競爭激烈的社會﹐一旦失去了好爸爸﹐美麗的象牙塔便會轟然倒地。
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有了更多的富人﹐富人子弟如何承繼父業已成為一個問題。解決富家子弟問題﹐我們的學者開出藥方來是四個字﹐「加強教育」。像美國人注重培養孩子的自立能力和自尊精神。據說他們那邊百萬富翁的孩子也會利用假期去打工掙錢。一些富家子弟﹐驕奢淫逸﹐根本不是什麼教育問題﹐他有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正是那樣的社會﹐那樣的傳統﹐生出那樣的孽障。富家子弟﹐驕奢淫逸﹐根本是一個社會問題。有晉人撰文說﹐某晉商家業興盛達兩百年﹐打破了「富不過三代」的定律。家業延續兩百年﹐確實了不起。但兩百年後又如何﹖
第八定律權大欺主定律。幾千年的中國歷史有一個難解的結始終困擾著歷代的政治家﹐那就是「權大欺主」。歷史上「權大欺主」的事屢見不鮮。楚成王兒子商臣逼迫成王自殺﹔吳國公子光派專諸刺殺王僚﹔西漢末有王莽篡漢﹔晉有「八王之亂」﹔三國時期有曹操､司馬昭擅權﹔隋有楊廣弒父殺兄﹔唐有李世民「玄武門之變」﹔宋有趙匡胤「黃袍加身」﹔明有朱棣「靖難」之變… …等等。
在封建皇朝存在著兩種大搏弈。一種博弈發生在皇帝和皇儲(太子)之間﹐另一種博弈發生在皇帝和權臣之間。皇帝和皇儲﹐親生骨肉也會為了權力生死相搏。虎毒尚且不食子﹐帝王家庭內卻會上演父(母)殺子﹐子弒父﹐或兄弟相殘的慘劇。皇帝和權臣間更有說不盡的恩怨。9張
「君臣一日百戰」﹐君權和相權較力﹐外戚或宦官擅權﹐朝堂和皇宮從來都是權術和陰謀的演練場。皇儲和權臣是中國歷史上最危險的人物。說他們危險是因為他們存在的本身就是對君王權力的威脅﹐他們自身也因此時刻處於危險之中。這種危險狀況有時會演變成危機甚至發生大的動亂。如何防止「權大欺主」是中國古代政治學最大的課題之一。當一棵大樹中心幹上的分枝高過中心幹時﹐其生長勢會強於中心幹﹐最終取而代之。取而代之是因為「生長勢」的對比發生了變化﹐終於成為「強枝弱幹」。在帝國的朝堂上﹐當帝王與臣下「權勢」的對比發生變化時也會有「取而代之」。自然界與人類社會一樣﹐對優勢地位的競爭無時不有﹐無處不在。
項羽見到秦始皇出遊的儀仗時說﹕「彼可取而代也」。劉邦則說﹕「大丈夫當如此也。」我想人群之中心生羨慕的應當不止是這兩人。人們常說﹕「打江山﹐坐江山。」何謂「坐」﹖「坐」就是享用。把一個大餅送給一個飢腸轆轆的窮漢﹐窮漢會「享用」賜給他的美食。一個皇帝﹐他所「享用」的並非一個大餅﹐皇帝打下了「江山」﹐他「享用」整個國家。無數美女﹐多少美麗與溫柔﹐還有各種奇珍異寶﹐山珍海味。這樣的「享用」﹐怎不令世人羨慕﹖
現時的人把權力叫做「公共權力」﹐認為「主權在民」﹐古代人的觀念則完全不同﹐他們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芸芸眾生只不過是一群馴順的綿羊﹐皇帝和官吏執長鞭鞭笞天下﹐他們是牧羊人。一切權力歸於統治者﹐是統治者的私有物。正是這種權力私有的特性導致了無休止的爭奪。像是一個金蘋果被眾人搶來搶去。「高才捷足」者從血泊中搶到它﹐然後「坐天下」﹐享用整個國家。
西方資本主義也有爭奪﹐他們爭奪的是金錢﹐物慾橫流﹐我們稱之為「拜金主義」。中國的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中國人更看重權力。有了權力就有了一切﹐我將其稱為「拜權主義」。人們常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也。人之慾望﹐難道僅僅只有食慾和性慾﹖我感受到人世間還有一種慾望﹐超越食慾和性慾。那樣的飢渴﹐那樣的迫不及待﹐那樣的不顧一切﹐那樣的不知羞恥﹐那樣的不擇手段﹐那樣的心毒手狠﹐心心所念﹐只是為了權力﹐這就是「權欲」。人世間居然會有這種東西﹐如此強烈﹐令我驚奇﹐古代權力私有的特性﹐更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拜權主義」﹐兩者疊加﹐在中國歷史舞臺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血腥的連續劇。
還有一種原因導致「權大欺主」﹐有人將其稱為「權力結構的不穩定性」。《左傳》云﹕「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這句話﹐清晰地勾勒出封建社會的基本結構。其主要特徵是「一級壓一級」﹐形成一種壓力-穩定結構。整個系統的穩定取決於壓力的梯度﹐越往上去﹐壓力越大﹐權越重。根據韓非子的學說﹐處於這種壓力結構最上端的君王﹐必須具有一種強大的「勢」(以勢壓人)﹐君王一旦失去其「勢」﹐整個壓力系統就會崩潰。
一般開國的君王﹐熟諳權術﹐具有鐵腕﹐擁有某種強「勢」﹐下面的人攝於其「勢」而不敢有非分之想。這種鐵腕和強「勢」﹐在其後人那裏卻難以為繼﹐甚至出現像晉惠王這樣昏聵的白癡﹐或像溥儀這樣幼年登基的小皇帝﹐強「勢」蕩然無存﹐於是出現「強枝弱幹」﹐「權大欺主」﹐「取而代之」。「權大欺主」是封建社會始終沒有解開的一道難題。
第九定律皮毛定律。「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句話﹐寫的是中國知識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自從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中國的知識分子就變成了「毛」。「毛」是個什麼東西﹐有一股腥羶之味。堂堂乎文人雅士﹐怎麼會是「毛」﹖秦之前﹐文人們曾經有過一段美好時光。他們負笈而行﹐周遊列國﹐天馬行空﹐十分浪漫。那時的人﹐他們「笈」中裝著的那份精彩只屬於他們自己﹐獨一無二。他們揹負著它﹐走遍世界。他們是要用自己的思想去說服全世界。他們的思想像凌空而過的天馬﹐高遠而神奇。
諸子百家﹐三教九流﹐每一流派都是一股清泉﹐噴湧而出。清泉彙集之處﹐是大海﹐激盪澎湃。秦以後的文人﹐他們的「笈」中只有先人的經書和教義﹐他們整日誦詠的是別人思想的片斷。文人們沒有了思想﹐失去了自我﹐甘洌的清泉完全乾涸了。天馬沒有了﹐只剩下一些依附於皮上的隨風抖動的「毛」。
秦始皇統一中國﹐他所作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統一了中國人的思想。不過﹐這件事的難度相當大。「車同軌﹐書同文﹐」做起來並不難。而要把這些十分固執的文人的思想統一起來﹐不是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也難奏其效。但秦始皇的做法過於血腥﹐後人詬病甚多﹐稱其為「霸道」。到隋唐時代﹐使用的方法就先進得多﹐不再用「霸道」而改用「王道」。如果說秦始皇採用的是「大棒」政策﹐唐代以後則更多採用「胡蘿蔔」政策。應用科舉的方式﹐使那些出身於豪門或是寒門的士子們都有了進身之階。
無論「大棒」還是「胡蘿蔔」﹐都只是外因。有人說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我以為這種說法並不準確﹐至少在中國不可以這樣說。如果要用社會的良心去定義知識分子﹐中國文人的大多數都會被排除在外。許多人不喜歡「文人」這個詞﹐甚至以為他是一個貶義詞。把「文人」的「文」去掉﹐他和普通的人就沒有甚麼大區別。一樣的有七情六慾﹐一樣的要食人間煙火。治國者為他擺下了盛宴﹐有「顏如玉」､「黃金屋」､「千盅粟」﹐他們怎可拒絕﹖自然就會有「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忠心。這是順理成章的。當然﹐文人與普通人還是有一點區別﹐他們的功利心比普通人更為強烈。這些都是文人變「毛」的內因。
在「內因」與「外因」的雙重作用下﹐中國的知識分子產生了變化。這種變化是一種不可抗的力﹐所以成為一種規律。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宿命﹐千年不改﹐萬人一律﹐沒有哪個可以逃脫。舉國一致﹐只有一個思想﹐歐洲人沒有做到﹐我們中國人做到了﹐這是很值得驕傲的。但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兩面性﹐有利必有弊﹐對於我們的成績也須一分為二。知識分子都變成了「毛」﹐依附於「皮」之上﹐當然很好。只是要從這些失去思想的「毛」中產生出像洛克､盧梭這樣的思想家以及像牛頓､愛因斯坦這樣的科學家﹐決無可能。晚清以後的落後與捱打﹐似乎也就成了一種歷史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