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為何比唐朝更令人激動﹖
《太平廣記》的《李娃傳》中有這樣一個情節﹐滎陽公之子自打見了李娃一面後﹐念念不忘﹐經打聽﹐知道這位女郎乃倡家﹐遂攜重金造訪。小婢急告李娃﹐說上次假裝丟失馬鞭﹐故意逗留不走的公子上門來了。李娃亦鍾情於這位來京應試的舉子﹐可想而知﹐這對青年男女的見面﹐該是多麼情投意合﹐心心相印。談笑間不覺「天色日暮」而街坊「鼓聲四動」已到所謂「禁夜」的時辰。李娃之母曰﹕「鼓已發矣﹐當速歸﹐無犯禁。」生曰﹕「幸接歡笑﹐不知日之雲夕。道裡遼闊﹐城內又無親戚﹐將若之何﹖」李娃也願意他留下來﹐說﹕「不見責僻陋﹐方將居之﹐宿何害焉。」生數目姥﹐姥曰﹕「唯唯。」於是﹐男子得以留宿。
在唐朝首都長安﹐每晚「執金吾」(類似警察或城管的執法人員)以鼓聲周知百姓﹐便代表「禁夜」即將開始﹔次日晨﹐鐘樓響鐘﹐代表禁夜結束。唐代韋述的《西都雜記》稱﹕「西都禁城街衢﹐有執金吾曉暝傳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夜敕許馳禁前後各一日﹐謂之放夜。」試想﹐一年中只有3天不「禁夜」﹐其餘362天的夜間﹐民眾不得在所居住的坊裡以外從事任何活動﹐當代人讀至此﹐大概無不一身冷汗。
據說北京前門大街的宵禁﹐晚清還在斷續施行﹐直到辛亥革命成功才徹底去除。可見禁夜令在中國﹐至少有3000年歷史。犯夜的處罰﹐據《大清律例·夜禁》稱﹕「凡京城夜禁﹐一更三點﹐鐘聲已靜之後﹐五更三點﹐鐘聲未動之前﹐犯者﹐笞三十。二更､三更､四更﹐犯者﹐笞五十。外郡城鎮﹐各減一等。」在《太平廣記》的《溫庭筠》中﹐這位晚唐知名詩人就曾因「醉而犯夜﹐為虞侯所繫﹐敗面折齒」。
說「禁夜」乃第一惡政﹐實不為過﹐以治安為名﹐冠冕堂皇地限制人身自由﹐它是封建統治者最樂用﹐也是最常用的專制手段。為何會有「禁夜令」﹖至今尚未有人考證出來。我認為﹐這種精神折磨的始作俑者幾乎是御用文人無疑﹐因為文人巴結上統治者後﹐為了得以在權力的盛宴中啖到一點殘羹剩飯﹐馬上會從「幫閒」的說嘴階段過渡到「幫兇」的動手階段﹐以半個主子自居。先是琢磨出一個「牧」字﹐來描寫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以討好統治者﹐麻醉被統治者。何謂「牧」﹖牧牛牧羊之牧也﹐於是帝王也好﹐官員也好﹐便堂而皇之地按照牧養牲畜的辦法﹐白天趕出去自行覓食﹐晚上攆回來關進圈捨﹐以統治百姓。
法國啟蒙主義者盧梭說過﹕「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人之所以為人﹐就在於他有思想﹐有人格﹐有靈魂﹐有尊嚴。被剝奪了自由﹐哪怕只是一天的1/2或1/3﹐哪怕只是呆在自己家裡﹐也與坐牢無異。所以﹐對老百姓的殘害似乎不大的禁夜﹐其束縛手腳､桎梏心靈､鉗制精神的副作用不可謂不小。
在中國歷史上﹐實施禁夜令最堅決的莫過於唐朝﹐取消禁夜令最徹底的莫過於宋朝。一般而言﹐對唐朝﹐人必稱盛唐﹔對宋朝﹐人必稱弱宋。唐朝之盛﹐盛在其武功雄偉﹐軍威將強﹐征服藩屬﹐拓土開疆的光榮上﹔宋朝之弱﹐弱在其國土仄狹﹐強鄰壓境﹐納貢求存﹐苟且偷活的猥瑣上。盛唐﹐是收保護費的﹐弱宋﹐則是交保護費的。不過﹐從治和亂的角度來評價﹐唐朝的亂世之長﹐治世之短﹐適與宋朝的治世之長﹐亂世之短相反。
「凡唐之世治如此其少﹐亂日如彼其多。其治安之久者﹐不過數十年」﹐「唐自高宗以後﹐非弒械起於宮闈﹐則叛臣訌於肘腋﹐自開元二十餘年粗安而外﹐皆亂日也」。所以﹐唐詩人元稹的《行宮》詩﹐才有「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的憧憬太平往事之語。而宋朝「自景德以來﹐四方無事﹐百姓康樂﹐戶口蕃麻﹐田野日辟」。當神宗朝發動對西夏的戰事﹐大宋臣民已過了百十年的和平歲月﹐根本不知兵戈為何物。
北宋的首都開封﹐人口過百萬﹐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唐朝的首都長安﹐佔地面積大於開封﹐人口也過百萬﹐但「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坊和市分開﹐實施封閉式管理。日暮鼓動﹐坊市禁閉﹐路人絕跡﹐唯有邏卒。宋朝的首都開封和杭州﹐則是不夜之城﹐由於坊市合一﹐沒有營業時間和營業地點的限制﹐夜市未了﹐早市開場﹐間有鬼市﹐甚至還有跳蚤市場。
人來客往﹐買賣興旺。「處處各有茶坊､酒肆､麵店､果子､彩帛､絨線､香燭､油醬､食米､下飯魚肉鯗臘等鋪。蓋經紀市井之家﹐往往多於店捨﹐旋買見成飲食﹐此為快便耳」。在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中﹐你看不到唐時長安那堂皇氣派的王者風範﹐但市民之忙忙碌碌﹐力夫之競競營營﹐店舖之財源滾滾﹐車馬之喧囂過市﹐仕女之豐彩都麗﹐文士之風流神韻﹐建築之鱗次櫛比﹐街衢之熱鬧非凡﹐絕對是唐朝的長安､洛陽見不到的繁榮發達景象。
兩相比較﹐宋朝經濟之繁榮﹐物資之豐富﹐商業之發達﹐遠超唐朝。禁夜和不禁夜帶來了天壤之別﹐後者可說是開啟了全日制的中國。一個實施禁夜令的朝代﹐就等於給精神帶上了枷鎖﹐人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無從談起。
大宋王朝之所以能以突飛猛進的姿態﹐創造出比其前朝和後代都要巨大的財富﹐應該說是取消禁夜令﹐把夜晚還給老百姓的結果。某種程度上﹐這有點類似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不再提「以階級鬥爭為綱」﹐調動了中國人前所未有的能量而出現的改革奇跡一樣。人心齊﹐泰山移。人的能動性要是激發出來﹐確實具有不可思議的力量。難怪日本歷史學家內滕虎次郎的「唐宋變革論」認為﹐唐朝是中世紀的結束﹐宋朝是近世的開始。
因此﹐宋朝絕非是積貧積弱､恥辱蒙羞的王朝。積弱是事實﹐恥辱蒙羞也是事實﹐北宋最後兩個皇帝被敵國捉走當了俘虜﹐死在異國他鄉﹔南宋第一個皇帝被打敗只能逃到海上存身﹐倒數第三個皇帝被元人抓走﹐最後一個皇帝逃到海上﹐也不得不被大臣背負著跳海。在中國封建王朝中﹐再沒有比兩宋王朝更讓人洩氣的了。然而在強敵壓境﹐戰亂頻仍﹐俯首服低﹐花錢買和平的三百年間﹐宋朝人卻創造出經濟上的極大豐足﹐文化上的極度輝煌﹐這是他朝難以望其項背的。
中國四大發明中的三個羅盤､火藥､印刷術﹐就是這個王朝對歷史作出的偉大貢獻。人稱盛唐的李氏王朝﹐卻在這方面交了白卷。美國歷史學家墨菲說﹕「在很多方面﹐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令人激動的年代。後來的世世代代歷史學家批評它﹐是因為它未能頂住異族入侵﹐而終於被他們痛恨的蒙古人打垮。但宋朝卻從960年存在到1279年﹐長於三百年的平均朝代壽命。」他認為宋朝「完全稱得上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生產力最高和最發達的國家」。
日本學者加籐繁在《宋代都市的發展》中也談到﹕唐代「坊」的制度「就是用牆把坊圍起來﹐除了特定的高官以外﹐不許向街路開門的制度到了北宋末年已經完全崩潰﹐庶人也可以任意面街造屋開門了」。加籐繁所說的「北宋末年」﹐準確地說應為唐朝末年﹐直至五代﹐禁夜令流於形式﹐漸漸式微﹐民眾也不太在乎了。《花間集》中張泌那首《浣溪紗》就是一個例證﹐其首句「晚逐香車進鳳城」﹐明顯犯了夜禁。同為晚唐詩人的張泌﹐要比溫庭筠幸運得多﹐究竟小30歲﹐加之又逢亂世﹐顯然已不大堅持夜禁﹐他這才敢放心大膽地尋歡作樂﹐不必擔心受到「敗面折齒」的笞責。
從前人的一些記錄中﹐我們可以約略領略北宋鼎盛時期的汴京夜晚。如孟元老所著《東京夢華錄》﹐時已南宋﹐對於他曾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汴京盛況還是魂牽夢縈﹕「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鼓舞。斑白之老﹐不識干戈。時節相次﹐各有觀賞﹐燈宵月夕﹐雪際花時﹐乞巧登高﹐教池游苑。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朱簾﹐雕車競駐於天街﹐寶馬爭馳於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弦於茶坊酒肆。八荒爭湊﹐萬國鹹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花光滿路﹐何限春遊﹐簫鼓喧空﹐幾家夜宴﹖伎巧則驚人耳目﹐侈奢則長人精神。」據宋代吳自牧的《夢粱錄》和周密的《武林舊事》記載﹐南宋的都城臨安﹐其城郭之美﹐物品之豐﹐人煙之盛﹐商賈之富﹐娛樂之盛﹐並不亞於汴京。而「杭城大街買賣晝夜不絕﹐夜交三四鼓﹐遊人始稀﹐五更鐘鳴﹐賣早市者又開店矣」的夜市規模﹐也遠超開封。
汴京鼎盛時擁有100萬人口﹐而杭州的常駐人口為150萬﹐加上流動人口和不斷從北方逃奔故國的遺民﹐當超過此數﹐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固然﹐林升的那首《題臨安邸》﹕「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諷刺了醉生夢死的杭城人﹐但生於斯死於斯的百姓﹐卻用雙手和智慧﹐創造了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
然而﹐這個好的開端﹐卻被身後的遼､金､元﹐以及西夏､黨項等強鄰扼殺。正如古希臘亡於古羅馬﹐古羅馬亡於日耳曼一樣﹐文明永遠屈服於野蠻。滿腹詩書﹐體單力薄的文弱書生﹐打不過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赳赳武夫。這也是漢化得多一點的遼國﹐敗於漢化得少一點的金國﹔而漢化得少一點的女真人﹐卻敗於完全沒有漢化的蒙古人的道理。但生活在這個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的宋人﹐卻可以一天掌握自己的24小時﹐不視人眼色､不仰人鼻息､不受人制約。陳寅恪所言﹕「華夏民族文化歷千年之演變﹐造極於趙宋之世。」然而﹐宋朝的意義遠不止此﹐嚴復曾說過﹕「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這才是我們認識宋朝的真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