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政治認同的深層次原因
在1919年的法國革命中﹐許多不同的階級聚集在一個以華夫特政黨為代表､為解放而奮鬥的愛國人士身邊。1922年宣佈獨立後憲政民主曾經風靡一時﹐甚至連宗教領袖和保守派都在努力從伊斯蘭教義中找到支持立憲政府的依據。
但是﹐所謂「興隆」﹐是否正是由於人民對「開明的國家」意識形態的信仰和認可﹖埃及社會各個團體對自由主義的信仰和理由究竟有多深﹐這與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制度的前途息息相關﹐同時也說明了為何伊斯蘭的政治身份能夠重新獲得認可。
自由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並沒有將伊斯蘭作為一種普遍的政治共識而被替代﹐埃及從未脫離伊斯蘭的政治理想﹐自然有著與西方的政教分離的巨大的社會根基。自由憲政不是一種能夠在任何社會中有效的單純的政治體制﹐而是一種在特定的文化環境中﹐即對某種與人類本質和社會相關的理念､價值和準則的信仰。
在西歐憲法是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它經過了長達幾百年的政治鬥爭﹐終於形成了一種適應現代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政治體系﹐它包含了人類對理性﹐個人自由﹐少數服從多數﹐代議制﹐精神和思想的自由﹐政治參與等價值觀的信仰和堅持。然而﹐埃及伊斯蘭的傳統政治信念卻是以天啟式的《可蘭經》和《沙里亞法》為基礎﹐對其進行社會管理﹐這與西方以人類的理智為基礎的自由主義的國家主義理念有著本質上的矛盾。
在大多數人的思想和生活還受著傳統的約束的情況下﹐從不同的文化背景中突然冒出來的自由主義國家以及它的憲法制度難以起到應有的效果﹐新的理念､制度和物質現實與埃及原有的思想制度和生活模式發生了衝突和斷裂﹐難以應對埃及伊斯蘭社會的緊張和壓力。
伊斯蘭現代派人士穆罕默德·阿卜杜試圖克服埃及社會對西方制度的意識形態阻礙﹐試圖將兩種宗教制度融合到一起﹐但最終還是失敗了。以阿卜杜為首的眾多穆斯林學者對世俗化的國家主義持否定態度並將其視為西方對穆斯林社會進行文化與政治控制的一種間接方式。穆斯林兄弟會的意識形態保持著這種基礎觀點﹐而哈桑·班納則宣稱﹐伊斯蘭才是穆斯林的唯一國籍﹐也是他們所能得到的最大忠誠。
歸根結底﹐在一般人眼中﹐那些倡導立國與世俗化的少數派與廣大群眾格格不入﹐他們的觀點不是原創﹐也不是本土﹐對於底層群眾最關注的民生問題置之不理﹐因此﹐他們似乎是一種別樣､毫無用處的東西。沒有強有力的經濟和社會基礎來維護一個自由主義國家的立憲制度。卡邁勒和魯特菲鼓吹的自由主義國家主義﹐的確在埃及獲得了以專業人員﹐公務員和知識分子為主的富裕階層的長期擁護。它對自由主義國家有著強烈的反應﹐其原因在於它是一個脫離了常規的新的群體﹐對新觀念的接納能力較強。在新的崗位上﹐律師﹐法官﹐公務員等均接受過大量的西方文化訓練﹐熟悉並運用西方的專業知識和規範來思維﹐處理問題。
自由主義的民族立憲制度無法從根本上改變一個民族與一個社會所面對的歷史性難題。由於自由主義者提出立憲政府是為了期望本國能像歐洲各國一樣獲得同樣的成就。因此﹐按照1923年《憲法》組建的新一屆新政府的未來很大程度上將決定其對埃及人民所面對的重要問題的處理是否有效。這就是所有埃及人所面臨的真正的民族獨立問題。對社會底層人民而言﹐當務之急是如何處理好生活上的問題﹐尤其是在危急關頭。但是﹐無論是為了實現民族的徹底自立﹐還是為了促進社會､經濟上的公正與公正﹐立憲政權都未能實現其應有的使命。
在大學生活中﹐除就業問題外﹐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心理。他們在學校裡學習到了很多來自於西方國家的民主思想。但在實際生活中﹐他們所見到的只有英國的干涉﹐憲政的混亂﹐選舉的操縱﹐黨派的鬥爭﹐以及現實與夢想之間的落差﹐再加上自己沒有工作的悲慘經歷﹐這些年輕人難免會對國家所提倡的自由主義的國家主義感到懷疑和困惑。正是因為這種缺失才使得人心中的倫理價值觀的兩難處境不但沒有得到緩解﹐反而更加惡化。而在此過程中﹐教育不但沒有提供對民主政治的保障反而造就了大批的失業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