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聯合聲明》博弈內幕
姬鵬飛提出「反省」和「麻煩」都過於輕描淡寫。大平正芳說﹕「我們兩人同歲﹐現在都在為自己的國家奮鬥﹐為自己的國家努力。但是﹐完全按照中方的要求﹐我們是沒辦法回日本的。如果完全按照中國方面的意見寫入《聯合聲明》裡面﹐不要說談不成﹐回去以後也很難交代的﹐我和田中角榮都得下台。我們如果下台了﹐也就沒有人能夠來執行這個《聯合聲明》了」。
1972年﹐在中日兩國政治家的共同努力下﹐兩國關係實現了「破冰」。今年81歲的原外交部新聞處處長周斌﹐在1972年作為中方譯員參加了中日恢復邦交談判的整個過程﹐親身感受了兩國外交家在戰爭責任等問題上的激烈交鋒。日前﹐《環球時報》記者記錄了他對中日恢復邦交歷史時刻的一些珍貴記憶。
從在北京機場迎接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外相大平正芳﹐一直到上海虹橋機場為他們送行﹐我(指周斌﹐下同)有幸參加了1972年中日恢復邦交談判在中國的所有活動﹐至今回憶起來仍感慨無限。儘管中國政府事前通過日本公明黨､社會黨以及自民黨一些國會議員做了很多工作﹐田中角榮走下飛機的時候還是很緊張﹐態度也顯得生硬。他見到在飛機舷梯旁迎接他的周恩來總理後﹐說的第一句話是「我是田中角榮﹐54歲就當上了日本首相」。接下來又重複了一遍。
周恩來總理把田中角榮一直送到北京釣魚台國賓館條件最好的18號樓。有一個細節我至今記憶猶新。到了18號樓後﹐周總理要脫掉自己的風衣﹐這時﹐田中角榮搶在我們翻譯人員前面﹐主動上去幫總理脫風衣。總理說﹕「不行﹐不行﹐怎麼能讓你來替我脫風衣呢？」田中角榮則說了一段很有感情的話﹕「你把我安排在國賓館18號樓﹐這幾天我就是這裡的主人了。那你就是我最尊貴的客人﹐我應該為客人服務。請允許我幫你把風衣脫了。」。
讓人沒有想到的是﹐在此期間﹐田中角榮又說了一句「我54歲當上了日本首相」。我想﹐他肯定對自己54歲當上日本首相感到特別自豪。看看日本戰後的歷史﹐就知道日本的確沒有這樣年輕的首相﹐也沒有這樣中專畢業的窮苦人出身的首相。周總理好像不願意再聽這話了﹐笑著說﹐「田中先生﹐我51歲就當了中國總理了﹐而且一直當到現在」。從此﹐田中角榮就不再強調自己54歲當首相的事情了。
接下來幾天是談判﹐這些談判中﹐沒有一次是完全按照對方的意見辦的。9月25日﹐在周總理舉行的歡迎宴會上﹐田中角榮在致答謝詞時首先感謝周總理﹐感謝中國這麼多朋友來歡迎他。緊接著﹐他說他代表日本政府對過去給中國人民「添的麻煩」表示歉意。第二天﹐在首腦會談中周總理對日方的態度提出嚴厲批評﹐他鄭重提出﹐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說「添麻煩」在中國人民中是通不過的﹐而且會引起強烈反感。
9月27日﹐為解決有關表述問題﹐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與中國外長姬鵬飛在去長城的路上舉行了一場「車中會談」﹐我負責做翻譯。當時﹐北京市內到八達嶺的公路很差﹐一路顛簸﹐我還暈車。會談中﹐姬鵬飛提出「反省」和「麻煩」都過於輕描淡寫。大平正芳說﹕「我們兩人同歲﹐現在都在為自己的國家奮鬥﹐為自己的國家努力。但是﹐完全按照中方的要求﹐我們是沒辦法回日本的。如果完全按照中國方面的意見寫入《聯合聲明》裡面﹐不要說談不成﹐回去以後也很難交代的﹐我和田中角榮都得下台。我們如果下台了﹐也就沒有人能夠來執行這個《聯合聲明》了」。
大平正芳還說﹕「明確地講﹐我本人讚成中國方面的觀點﹐那場戰爭是明明白白的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我記得清清楚楚﹐我本人從大藏省出來以後﹐分三次到中國張家口附近做社會調查。那個時候﹐正是那場戰爭最激烈的時候﹐我親眼看到就是一場侵略戰爭。其實﹐那個時候田中角榮也被徵兵了﹐他到了中國的牡丹江。但是﹐他沒有拿過槍﹐只是在步軍醫院裡面服役。他對這場戰爭性質的認識和我是一樣的… …」。
我記得姬鵬飛回來以後馬上向周恩來報告。這個問題當天晚上是必須解決的﹐因為第二天上午就要簽署《聯合聲明》。那天深夜2時﹐參加談判的人都靠喝咖啡維持精神﹐大平正芳拿出一張字條來﹐那字條的形狀我都還記得。他說﹕「姬鵬飛外長﹐這是我們日本方面的最後方案。如果你們中方還是接受不了﹐還是不行的話﹐我和田中先生就只好打包裹回家去了。」那字條上面用日語寫著「日本國政府對日本過去通過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的重大損害﹐痛感責任﹐深刻反省。」後來﹐《中日聯合聲明》裡採用的就是這個表述。
我記得當時有同事認為不能同意﹐因為沒有「侵略戰爭」四個字。最後周總理說﹕「既然他們承認給中國人民造成了重大損失﹐他們也痛感責任﹐他們要深刻反省﹐這不就是承認『侵略戰爭』嗎？為什麼一定要加這幾個字呢？現在﹐田中先生和大平先生他們有困難﹐我們不應該為難這些準備解決問題的朋友們」。那時﹐儘管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周總理在外交方面還是有絕對權威的﹐他說話以後﹐就沒有人爭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