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後傅斯年罵張學良﹕「犯上作亂的土匪種」
傅斯年的老友程滄波說﹕忽一日﹐傅論及當時國民政府五院院長。論孫科﹐說﹕「猶吾君之子也。」論於佑老﹐乃是「老黨人且是讀書人」。論戴季陶﹐說﹕「阿彌陀佛。」論到孔祥熙﹐高聲作義憤狀﹕「他憑哪一點？」
1932年6月19日﹐傅斯年在《獨立評論》上發表著名的《中國現在要有政府》一文。傅斯年在文中指出﹐中國已面臨有史以來最大的危機﹐社會與文化已步趨總崩潰﹐因為總失業的緣故﹐國民皆成了叫花子﹐各路軍閥手下的官兵幾乎全部由叫花子組成﹐可謂要多少有多少﹐軍閥自然成了叫花子的頭目﹐故南北政府被一群流氓苦力與叫花子所平分。「照這樣形勢﹐雖有一個最好的政府﹐中國未必不亡;若根本沒有了政府﹐必成亡種之亡。」因而﹐傅斯年呼籲「一切不顧亡種滅國的人﹐幸勿此時興風作浪﹐這不是可以苟且為之的」。
1936年12月12日﹐ 「西安事變」爆發﹐傅斯年得知後極為震怒﹐高呼「國家元首豈容為賊所扣乎」？於是極力主張南京國民黨高層立即出動大軍討伐張､楊﹐同時連續在《中央日報》發表《論張賊叛變》等言辭激烈的檄文予以聲討。傅斯年言稱張學良的老子就是鬍子出身﹐「張賊天生的是一個犯上作亂的土匪種」。蔣介石「在此時中國是無可比擬的重要﹐他的安危關係中國國運比任何事都切緊」。再次疾呼盡速派中央軍西進﹐對西安呈扇形包圍﹐只要將西安圍住﹐「張賊學良」除投奔共產黨﹐將是死路一條。針對有人認為出兵西進﹐會激怒張學良並危及蔣介石的安全﹐傅斯年堅稱愈是大軍壓境﹐張學良愈不敢加害蔣介石﹐並預言性地指出﹐待中央軍包圍西安﹐張學良只有束手就範﹐屈膝投降﹐而張學良投降後﹐「只有蔣介石能救他一條性命」。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時﹐重慶國府於12月18日派出的最後一架飛機抵達香港機場﹐搶救困於香港的政府大員和學界名流。然而孔祥熙的夫人宋靄齡､二小姐孔令俊率領幾十名保鏢竟然阻止他人登機﹐卻把自己的僕人､洋狗､馬桶､香料和床板等通通運上飛機！陳濟棠､何香凝､許崇智､茅盾､郭沫若､陳寅恪等人均被攔截不能登機而滯留香港。當時皆以為陳寅恪已離開人世﹐傅斯年因此高呼「殺孔祥熙以謝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