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萬曆中興
萬曆中興指的是明朝萬曆帝在位時出現的短暫中興局面。其中興之勢主要歸功於張居正在朝政上的政績。
1572年明神宗朱翊鈞即位，年號萬曆，史稱萬曆帝。在他即位初年，張居正便任首輔從旁協助，而萬曆帝年幼，又對張居正極為信賴，故張居正能推行政令。張居正在經濟上行「一條鞭法」，在政治上則整飭吏治，任用賢臣，在防守方面則任用名將戚繼光抵禦沿海為患的倭寇。在水患上有潘季馴四次治河，成效顯著。萬曆帝在位頭十五年，國家收入大增，商品經濟空前繁榮、科學巨匠迭出、社會風尚呈現出活潑開放的新鮮氣息，加上能夠解決國防邊患的問題，《明史》稱為「中外乂安，海內殷阜」，後世稱該時期為「萬曆中興」。
1572年，明穆宗駕崩，太子朱翊鈞繼位，改元「萬曆」，即明神宗。明穆宗在位時，十分信任張居正，因此他遺命張居正等三個大臣輔政。萬曆初年，張居正與大宦官馮保聯合推倒高拱，成為首輔。由於萬曆帝年幼，於是一切軍政大事都由張居正裁決，他「勇於任事，以天下為己任」。從1573年出任內閣首輔開始，以整頓吏治、發展經濟、鞏固邊防等為主要內容，展開了一系列的改革，從而使暮氣沉沉的大明王朝，出現了迴光返照的最後一抹輝煌。萬曆五年，在吏部尚書張瀚被罷官後，張居正讓已回鄉養老的王國光復出，擔任了此職，再次成張居正改革的得力助手。他提出「采實政」、「別繁簡」、「責守令」等8條有關國家大計的建議，均被採納，為張居正改革推薦和選拔了不少將帥之才。
萬曆初年開始的張居正改革，首先是從整頓吏治開始的。他認為當時朝野政治腐敗、民不聊生的主要原因在於「吏治不清」。為了整頓吏治，以達到為官清廉，治政清平，讓人民生活安定，從而使封建政權長治久安的目的，張居正於萬曆元年(1573)推行「考成法」。其主要內容是加強內閣的行政和監察責任，提高吏、戶、禮、兵、刑、工六科的監察職能。六科是對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百司相應而設的監察機構，張居正以六科督促六部，以六部督促諸司以及地方撫、按，最後再由內閣直接控制六科，掌握對各級官吏的監察大權。考成法還對六部、都察院等具體行政衙門實施隨時考核、事事責成的稽查制度等。
這一嚴密而完整的考成系統，將宦官統率六科、稽查章奏權移交內閣，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宦官干政的可能，極大地提高了內閣的權威，使權力集中於首輔，從而加強了號令天下的中央集權。考成法提高了辦事效率，減少了各部門的相互推諉、扯皮，為精簡機構、節省政府開支提供了可能。稍後，張居正便下令裁減部院諸司冗官和各省司、府、州、縣官，以提高官吏的素質和行政效率。這些，都為此後張居正推行的各項改革奠定了基礎。通過整頓吏治和精簡機構，張居正獲得了一個效率較高、得心應手的行政班子，為推動經濟改革作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
在整頓吏治的過程中，張居正對嘉靖、隆慶時期行賄受賄、貪污腐敗的社會狀況深惡痛絕。因此，他擔任首輔之後就果斷採取措施，整治腐敗，決心扭轉政風士習，令出必行，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以重振往日的輝煌。
其時簿牒等公文十分繁雜、冗濫，從州縣到部，無論是各部門，還是具體的承辦人，都有難言之苦。他便大刀闊斧地進行裁撤合併，去掉了近半數的繁文，使得事情方便易行；戶部十三司因公署狹小，官員們便不來上班，導致弊病越來越重，他便雷厲風行，一改前弊，令所有官員均入署辦公，各司其職，使工作效率大大提高；邊關軍餉告匱，而支出及收項無案可查，他令當地的邊臣核實各項收支，並且籌劃出長遠計策上報，使消耗、浪費銳減。
為了進一步改變嚴重的賦役不均，減輕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的浮稅，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形勢，張居正在清丈土地的基礎上，實行了賦役制度改革。萬曆九年(1581)，張居正通令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這是自唐朝行「兩稅法」以來，中國賦稅史上的又一次大改革。「一條鞭法」，又稱「條編法」，其主要內容有：統一役法，並部分地「攤丁入地」。把原來的裡甲、均徭、雜泛等項徭役合併為一，不再區別銀差和力役，一律征銀。一般民人不再親自出力役，官府需要的力役，則拿錢僱人應差。向百姓徵收的役銀也不再像過去按照戶、丁來出，而是按照丁數和地畝來出，即把丁役部分地攤到土地裡徵收，這就是所謂「攤丁入地」；田賦及其他土頁方物一律征銀；以縣為單位計算賦役數目；賦役銀由地方官直接徵收，以減少各種弊病。一條鞭法的實行，在中國賦役制度改革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當時，明朝人口不斷增長，邊疆戰事不斷，內地也時有農民起義爆發，因此管好糧倉具有相當重大的意義。為緩解矛盾，王國光對糧食精打細算、全面控制。他推行「天下撫按官」的辦法，對各個糧食渠道統籌安排，將糧食出入大權牢牢地掌握在國家手中，對緩解糧食緊張起到了十分關鍵的作用。王國光還設「坐糧廳」，專門負責軍糧的督辦，大大方便了諸軍，又將散隸諸司的全國錢谷歸並，減少不必要的浪費。這些改革措施行之有效，立竿見影，受到朝廷的稱讚，後形成定制。萬曆四年，王國光將在實際工作中總結出來的各條輯成《萬曆會計錄》。這部被神宗讚許為「留心國計」的專集，後來成為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改革賦稅制度的理論依據，乃至成為明清兩代田賦的準則。
張居正在進行政治、經濟等方面的改革時，積極推行「外示羈縻，內修戰備」的方針，重視整飭軍備，加強邊防。張居正曾目睹了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軍隊圍困北京時所暴露出來的國防虛弱，軍備廢弛的種種弊端。[12]有鑒於此，待他執政後，「殫心盡力」，決心對邊防進行一番整頓。張居正一面精心選任駐邊將領，練兵備戰，修治邊防要塞，同時訓令諸將在邊境屯積錢谷，整頓器械，開墾屯田，務必做到兵精糧足，戰守有備。在選任邊將時，張居正所重用和信賴的一批守邊將領，並為保衛邊防做出重大的貢獻。在薊州一帶，他任用戚繼光鎮守，練就守邊的精兵，修築了沿邊防線的「空心敵台」，還因地制宜地練習車戰戰術，保衛了東起山海關、西至居庸關長城一帶沿線的邊防。歷史家稱讚戚繼光鎮守薊州十六年，「邊備修飭，薊門晏然」，戚繼光也深得人民的擁護和愛戴。李成梁鎮守遼東的紀功石坊萬曆十一年(1583)，當戚繼光移鎮廣東時，陳第賦詩送別，詩云：「誰把旌麾移嶺表，黃童白叟哭天邊。」反映了邊境人民對戚繼光保境安民功績的景仰和捨不得讓他離去的深情厚意。
在遼東，張居正重用李成梁。李成梁作戰能力高強，善於指揮禦敵，威望甚高。在他鎮守遼東期間，曾多次平息東北少數民族的進犯，保衛了東北邊境的安寧。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北部的宣府、大同防線，西至延綏、寧夏一帶，張居正重用王崇古，支持王崇古對俺答所部採取的安撫睦鄰政策，獲得了重大的成績，使蒙漢兩族人民和睦相處，通好互市，相安無事。當時朝廷有一部分官僚反對和俺答設市貿易，說這是媾和示弱。但是張居正力排眾議，堅持正確的主張。他據理力爭，反駁說：「讓俺答入貢通好，開設邊境市場，使邊民互通有無；限立期限，指定地點，嚴加管束，這不但沒有壞處，反可使邊境安定，屯田耕牧，阻止塞外其他部落的侵擾。這樣每年可以節省調援邊塞的大批糧食，有什麼不好呢？」。由於張居正的大力支持，協同籌劃，使王崇古在邊塞得以順利執行睦鄰政策，在大同、宣府附近設市貿易。當時規定每年限期一月，蒙族人民可以用金銀、牛馬、皮毛和漢族人民交換綢緞、布匹、鐵鍋、鐵釜等物品。雙方各派軍隊駐守保護，從此邊境相安無事。對此，張居正在《九塞稱臣》一詩中躊躇滿志地寫道：「幕南秋色靜王庭，月滿邊關夜不扃。北地胡兒能漢語，西陲宛馬盡龍形。屯田督護休乘障，破虜將軍早勒銘。干羽兩階文德洽，九重端拱萬方寧。」。「月滿邊關夜不扃... ...九重端拱萬方寧」，並非張居正的無端誇飾。據《明史》記載：東起延永，西抵嘉峪關的邊境千里防線，「軍民樂業，不用兵革，歲省什七」，從而節省了龐大的軍費開支。張居正還在東南沿海地區分段設寨，修整兵船，嚴申海禁。在他當政的萬曆初年，基本上肅清了多年以來一直困擾明廷的「南倭北虜」的邊患。
在張居正領導下的改革，對明王朝的政治、經濟、軍事等進行了多方面的改革，整頓了吏治，鞏固了邊防，使明朝軍事振興，國家財政收入也有明顯的好轉。據記載，萬曆初年太倉的積粟達1300萬石，可支用十年，國庫的儲蓄多達四百餘萬，國泰民安，國力臻於極盛。每下愈況的明王朝日見轉機，是明朝中葉以來最好的時期，史稱「萬曆中興」。
「萬歷時代」是市民社會發展、市民力量壯大的時代，大思想家紛紛湧現，政治社團紛紛出現，學派繁榮。是傳播新思想、新觀念、新文化的時代。出現了方以智、李時珍、徐光啟、徐霞客、宋應星等科學巨人以及朱載堉、李之藻、王征等眾多科學家。還有李贄等大思想家，徐謂和董其昌等頂級書畫家，戲劇家湯顯祖等，是明朝中葉以來最好的時期，史稱「萬曆中興」。
「萬歷時代」的歷史意義和時代價值非凡。萬歷時期是東西方文明相遇，交流碰撞的時期，西方文明首次叩開了東方的大門，是東西方文明最友好平等交流的時期。先進知識分子組成了西學集團，傳播西方文明。 「萬歷時代」時「非君浪潮」高漲，民本主義盛行，是封建皇權統治遇到極大衝擊挑戰的時代。「萬歷時代」是資本主義萌芽方興未艾，是蘊育新型生產關係的時代。
「萬歷時代」是首次出現了市民力量和封建統治黨爭的時代，是社會動盪和蘊育社會變革的年代，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十分罕見的，華夏科技文明再次站在世界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