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王朝末代皇后婉容之死
末代皇后婉容﹐當年病死於何處﹐不同版本､說法各異﹐死後如何安葬﹐墓地設在哪裡？60多年來撲朔迷離﹐一直缺少直接證據。2009年6月21日﹐我的幾位叔伯姐姐來家裡做客。閒談中自然談到了我對「川島芳子生死之謎」的歷史考證﹐在國內外引起了轟動一事﹐連帶又談起愛新覺羅家族﹔談起溥儀和婉容。此時﹐我的智姐(李萬智﹐吉林省司法系統退休幹部)突然插話﹕「婉容的死我知道﹐是咱李家幫助安葬的… …」智姐這一插話﹐立刻使我感到新鮮和好奇﹐這難道是真的嗎？在我和姐姐們的追問下﹐智姐向我們打開了記憶的閘門﹐使末代皇后婉容病死延吉監獄並被妥善安葬這段歷史﹐重現世間… …
我們李家是上世紀初從山東逃荒落戶吉林延吉的。我的父親李延田﹐是1935年參加革命的「老紅軍」﹐曾任延安八路軍總政治部敵工科幹部﹐當年受審查恢復黨籍時曾由朱德總司令親筆簽字作結論。1945年日本投降後﹐父親被黨派回東北﹐先後在撫順､吉林(市)､延吉公安局任職。1946年﹐在延吉公安局第一科(社會科)任科長的父親﹐介紹我老叔､18歲的李延俠參加了革命。當時﹐智姐記得﹐延吉監獄(當地稱江北大獄)剛剛回到人民手中﹐正缺人手﹐老叔曾有一段時間在延吉監獄工作。
1946年的五六月間﹐末代皇后婉容和末代王妃嵯峨浩(溥傑的日本妻子)等﹐被我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從吉林(市)轉送到延吉﹐就安置在延吉監獄。原來﹐1945年8月13日清晨﹐在蘇聯軍隊將佔領偽滿首都新京(長春)前夕﹐曾經不可一世的日本關東軍不戰自退﹐並向通化轉移。身體衰弱､終日與鴉片為伴的婉容﹐也由太監背著﹐跟著偽滿康德皇帝溥儀的小朝廷﹐尾隨關東軍向東潰逃。8月14日﹐溥儀一行逃到了臨江的大栗子溝。8月17日﹐在大栗子溝日本人開的鐵礦住所﹐傀儡康德皇帝溥儀宣佈退位﹐「滿洲國」宣告滅亡。8月19日晚﹐溥儀在日本人的安排下﹐轉道奉天(瀋陽)準備逃往日本(在瀋陽機場被蘇軍逮捕)﹐就把婉容等家眷扔在了大栗子溝。不久﹐婉容等被我黨領導下的東北民主聯軍收容。
智姐回憶說﹐當年她雖然只有8歲﹐但家裡的事記得都很清楚。一天早上﹐老叔回家說﹕「皇后娘娘來了﹐昨晚上鬧了一宿﹐我也不能睡覺。」老叔說完﹐扒拉幾口飯﹐又到監獄上班了。他說的皇后娘娘就是末代皇后婉容。在那段日子裡﹐因看護婉容的僅他一人﹐老叔上班時間沒有規律﹐經常是一天一夜才回一趟家﹐回來每次都湊在奶奶耳邊說些什麼。智姐聽不清﹐但她記得老叔當年親口對家裡人說﹕「皇后娘娘自己住一個房間﹐身邊沒有人照顧﹐因抽不到『大煙』﹐所以﹐一犯煙癮﹐她就連翻帶滾﹐又哭又叫﹐甚至把被褥和衣服都撕成了布條﹐精神很不正常。」奶奶聽了之後﹐十分同情﹐就對老叔說﹕「不管怎樣﹐人家也是皇后娘娘﹐一定要照顧好。她過去已經抽慣了『大煙』﹐如今沒有了﹐肯定受不了﹐再折騰下去就沒命了。去找你二哥(我父親李延田)﹐就說我說的﹐給皇后娘娘點『煙』﹐讓她安靜下來再說。」老叔特別聽奶奶的話﹐立刻找到在公安局任社會科科長的二哥李延田﹐說明了來意。
其實﹐當時身為公安局社會科科長的李延田﹐可能負責婉容等的安置看護工作﹐他又派了自己的弟弟具體負責看護。為了不擴散影響﹐父親李延田親自用繳獲的大煙土熬成煙水﹐讓李延俠分時限量給婉容喝﹐減輕她的毒癮發作。由於當年仍處於國共兩黨爭奪東北的戰時狀態﹐因此父親李延田的真實身份(從事特工工作)是不公開的。恐怕到今天﹐也沒有人知道當年婉容喝的「大煙」水是誰給煮的。
在那段日子裡﹐為了照顧婉容﹐老叔李延俠沒日沒夜地待在監獄裡﹐整天吃不好飯﹐睡不好覺﹐胃病都犯了。那時﹐老叔的行動挺詭秘的﹐有一件事智姐當時覺得很奇怪﹕老叔下班回家﹐說領她出去玩兒。老叔騎一輛破自行車﹐沒有後支架﹐下了車就往牆上靠。這次老叔是騎車帶智姐去一家離市(縣)公安局不遠的飯館﹐是朝鮮族人開的。老叔進屋就問﹕「好了嗎？」服務員說﹕「沒好。」老叔對智姐說﹕「走吧﹐你自個回家吧。」智姐只好自己回到家。隔一兩天﹐老叔又騎自行車帶智姐去那家飯館﹐進屋仍然問﹕「好了嗎？」服務員回答﹕「好啦！」老叔進去拎出一個飯盒﹐用白包皮包上﹐放在自行車把上﹐又告訴智姐﹕「你自個回家吧。」智姐生了氣﹐回家對奶奶說﹕「奶﹐老叔下館子去了。」當時家裡窮﹐老叔又是「供給制」﹐是沒有工資的﹐奶奶又管得嚴﹐老叔哪有錢下館子？可是﹐奶奶聽了智姐的「告狀」話﹐沒驚訝也沒生氣﹐只是點點頭。現在想起來﹐老叔去飯館﹐可能是給婉容買好吃的﹐也可能按我父親李延田的吩咐﹐在送煮好的大煙水。可見﹐都是為了照顧好婉容﹐盡可能地減輕痛苦﹐延長她的生命。
智姐還清楚地記得﹕有一天早晨﹐老叔李延俠急急忙忙地回到家中﹐對奶奶說﹐皇后娘娘天沒亮就嚥了氣﹐死時也沒有親人在身邊。當時沒上班﹐獄門開不開﹐手續還沒辦。辦完手續﹐上了班才抬出去。不知是否領導有話﹐還是因為監獄條件太差﹐幾個犯人用炕席裹了婉容的屍體﹐抬到了監獄東牆外的水溝旁。
奶奶一聽老叔的介紹就急了﹐馬上囑咐老叔說﹕「這可不行﹐不管咋的﹐人家也是有身份的人﹐大清朝皇帝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皇后娘娘﹐人死了連棺材都沒有﹐這事說不過去。不管怎樣﹐也要弇裝入殮﹐有葬身之地。快去找你二哥(李延田)想辦法。」老叔聽奶奶這麼一說﹐也犯了難。他十分委屈地對奶奶說﹐現在這條件﹐棺材鋪早就關門了﹐上哪兒弄棺材去？再說婉容是個被推翻的封建皇后﹐誰還願意跟她「沾邊兒」？奶奶激動地說﹕「不行！不行！皇后娘娘活著富貴﹐死了也要安身﹐一定要弄口棺材給安葬了﹐延俠你要是不去找你二哥﹐我去！」
奶奶說話挺嚴厲﹐老叔扒拉幾口飯﹐出門就走了。奶奶在家裡等老叔的回信。因為老叔當年才18歲﹐又剛參加工作﹐弄棺材安葬婉容這麼大的事﹐他肯定自己做不了主。老叔一整天沒有回家﹐奶奶仍不停地念叨﹐盼著。下午三四點鐘﹐老叔回來了。向奶奶匯報說﹐又忙活了一大天﹐在監獄裡找到幾塊木床板﹐和犯人一起釘了口棺材﹐雖然簡易﹐但還挺結實。他指揮4名犯人抬著棺材來到監獄東牆外水溝旁﹐打開棺蓋﹐又將裹屍的炕席打開﹐把婉容小心抬進棺內。其間還有什麼細節老叔沒有說﹐只講了婉容沒有什麼東西(遺物)隨葬﹐只有一桿黃色的煙槍是她生前喜愛之物﹐不棄不離﹐乾脆當做隨葬品放在了棺裡。之後﹐釘上棺蓋。老叔領著犯人﹐走了挺遠一段路﹐挖了個大坑將婉容安葬。老叔還說﹐皇后娘娘人不胖﹐抬著很沉﹐走了挺遠才挖坑埋的。這回埋得挺深﹐狗也扒不出﹐漲水也淹不著。奶奶聽了老叔的「匯報」﹐臉色方才舒展開來。接著﹐奶奶問﹐這個事(婉容安葬)還有誰知道﹐老叔說﹐此為「秘密安葬」﹐不能「聲張」﹐沒有什麼人知道﹐對幾個犯人已下了「死令」﹐不許對外說。奶奶才放下心來﹐又去燒香拜佛祈求保佑。
智姐講完這段往事後﹐在場的我和其他幾位姐姐都說我們李家為「皇后娘娘」做了一件大好事﹐做得「值」。這時﹐我玉姐(我大伯父之女李萬玉)突然想起一件更值得注意的事﹐她當場插話說﹐當年她曾經去過二叔(我父親)辦公室﹐是一幢舊式平房﹐室內有一排拉板式的格子﹐裡面裝被褥和物品。二叔沒在辦公室﹐勤務兵孫鳳松接待。玉姐看見桌上放了一個燈樣之物﹐就問孫鳳松﹕「這是什麼？」孫鳳松神秘地回答﹕「這是皇后娘娘留下的大煙燈﹐首長(我父親)指示登記入庫。」值此﹐在場的姐姐們都分析說﹐安葬婉容﹐老叔肯定向父親匯報了﹐父親同意了﹐大煙燈只是對婉容安葬的一個報告和證明。玉姐的回憶使我們將婉容的安葬和父親緊密地聯繫起來。
智姐(李萬智)､玉姐(李萬玉)對婉容安葬的經過的回憶﹐我們家人當然相信這全是真的﹐可是他人會怎樣看呢？為此﹐我亦作了詳盡的考證分析﹕智姐為省司法系統(長春監獄)退休幹警(科級待遇)﹐今年雖已72歲﹐但身體尚好﹐記憶清楚﹐無智力障礙﹔當年﹐即1946年﹐已經八九歲﹐應有完全之記憶﹐相信不會說假話﹐且此事曾在幾年前和老叔的大女兒李萬軍說過﹐他們均有證實。
玉姐(李萬玉)1932年生人﹐今年77歲﹐退休前是長春第十中學高中語文教員﹐為人直爽﹐一生「以德為教」。當年在父親辦公室看到的婉容遺留的大煙燈一事真實可信﹐至於大煙燈現在何處則不得而知。後來﹐我又見玉姐一面﹐玉姐談起當年告知大煙燈為婉容所用的勤務兵孫鳳松時說﹐他是永吉人﹐已去世。智姐所說奶奶李邢氏﹐是信佛之人﹐素來行善﹐且一貫實行家長制。他老人家讓老叔去找二哥(我父親)﹐安葬婉容﹐是在意料之內､情理之中。符合她老人家愛管「閒事」､「助人為樂」的一貫人生。
老叔李延俠在上輩人中年齡最小﹐雖比父親小十多歲﹐但做事踏實認真﹐解放後即擔任一定的領導工作﹐是說老實話辦老實事的老實人。因當年有劃清「階級界限」問題﹐相信對重新安葬婉容這如此「重大行動」﹐年僅18歲的他﹐絕不會個人貿然所為。一定是按奶奶的要求﹐前去「請示」了我的父親。至於老叔當年到底是什麼身份﹐在得知婉容安葬這件事情之後﹐我們(老叔之女李萬華)專門到敦化市委組織部查閱了老叔(離休前曾任敦化市交通局長)檔案。只見﹐在老叔的簡歷表上填寫「1946年3月—12月在延吉(縣)公安局司法科科員」﹐可見﹐老叔當年並不是延吉監獄的看守。因為按管理職能﹐未判刑之人不應收監﹐因此﹐也不應用監獄的看守。況且﹐當時是「戰時狀態」﹐我黨領導的東北民主聯軍(八路軍)正有計劃地從長春､吉林撤退。婉容雖在延吉監獄留置﹐不屬於收監﹐故不需用看守﹐是特殊時期應急之便﹐具體護管工作當然由公安機關(司法科)派專人了。而護送和管理職責應在公安局的第一科即社會科(戰時比較重要的部門)。
婉容遺體被扔在水溝旁﹐顯然父親當時並不知道。又獲重新安葬﹐顯然是經過父親李延田同意的。為何秘密安葬﹐是為不擴大影響。玉姐在父親辦公桌上所見的､婉容所用的煙燈就是證明(煙燈和煙槍是配套的﹐缺一不可)。至於我父親李延田當時是否在延吉公安局社會科﹐查《中共長春黨史人物傳第十三卷》(中共長春市黨史研究室編﹐何景方著)中《李延田傳》寫道﹕解放戰爭時期﹐他先後在我黨領導下的撫順､吉林和延吉公安局擔任社會科長﹐1946年1月﹐李延田回到闊別10年的家鄉(延吉)。這裡﹐延吉公安局社會科長和1946年1月正好對應。檔案又記載﹕「1947年1月﹐調任額穆縣合併到敦化縣﹐李延田被任命副縣長﹐不久任縣長。」而老叔此時也離開延吉監獄､延吉公安局跟著父親去額穆和敦化縣了。我又翻到父親早年在筆記本中所寫的簡歷﹐也明確記載﹕「吉林省延邊公安局社會科長﹐1946年6月至12月。」
由此可以看出﹐1947年1月前﹐即1946年6月﹐父親李延田正在延吉公安局任社會科長﹐他作出決定﹐理所當然。老叔等人予以執行﹐將婉容重新安葬﹐也在職責之內､情理之中。至於父親上邊還有什麼人﹐不甚清楚。不過﹐按職責﹐此類事父親即有權作出決定。也許父親當時是「個人行為」﹐所以才讓老叔進行「秘密安葬」吧(由此推測完全可能﹐因為此過程至今未發現有官方登記)﹐因此﹐其後許多年父親和老叔也無需再提。查閱歷史資料又得知﹐1945年日本投降後﹐東北民主聯軍(八路軍)進入東北時﹐毛主席､黨中央曾經下達「妥善保護」愛新覺羅家族的命令﹐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下安葬婉容﹐也是一個具體落實吧。
又聽智姐介紹﹐1946年延吉的公安局長正是父親當年由黨派去在東北軍學兵隊從事「兵運」工作的老戰友聶懷德(曾任吉林省高級法院院長)。父親自西安事變後﹐一直從事黨的秘密工作﹐而聶則受黨安排做其他工作﹐因而﹐初期父親職級晉陞很慢。雖然擔任第一科(社會科長)﹐聶局長很多事都讓父親來決定。又查﹐當年﹐在吉林省委､省政府(1946年5月28日)即遷往延吉﹐可見延吉公安工作十分重要。
至於為什麼由老叔前去安葬婉容﹐我理解﹐由於當時延吉剛剛解放﹐人們對偽滿洲國充滿了仇恨﹐「恨屋及烏」﹐對婉容可能也會很有敵意﹐去看護管理和掩埋屍體﹐不太情願吧。這事只有老叔來幹了﹐因既有奶奶的囑托﹐又有我父親的「命令」﹐且不能對外聲張。老叔上了一宿夜班﹐又不顧疲勞擔當起重新安葬婉容的「任務」﹐很夠忙活﹐難怪下午三四點鐘才回到家。
現在﹐我和姐姐們又議論起婉容之死和進行安葬這件事﹐這麼些年怎麼從未聽長輩說過。我打電話問老嬸﹐老嬸不知道。老叔8個子女﹐也未有一個人知道此事。只是我問起老叔之長女李萬軍姐時﹐她說﹐前幾年曾聽智姐(李萬智)說過此事﹐也沒在意。由此可見﹐智姐絕不是偶然起意﹐而是「早就知道」﹐隨感而發。我的父親生前也從未說過此事。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生前從未向我們談過他英勇機智的特工經歷。老叔和父親做了好事都不願留名﹐這大概是家族的傳統。還有可能﹐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也怕政治上會受到「影響牽連」吧。文革後的1984年﹐老叔來長春時﹐智姐曾問他安葬婉容的事在文革中挨斗時說沒說﹐老叔忙擺手說﹕「沒說﹐沒說﹐不知道﹐不知道﹐別再提了。」智姐也趕緊摀住了嘴。
事隔多年﹐我的父親已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老叔也於上世紀80年代逝去。安葬婉容的更詳盡情況已無從調查。在安葬婉容的事情上﹐我的家族無疑起了重要作用。然而﹐我想這絕不僅僅是「家族行為」﹐父親和老叔只不過是盡了責任﹐奶奶此義舉只不過反映了中國人之善良願望和仁愛之心。歸根結底﹐是黨的政策的結果。
以上關於婉容之死和安葬經過被重新發現﹐不免引起一系列史學研究問題。首先﹐是婉容病逝何地。王慶祥先生所著《婉容文繡傳》､安龍禎等著《末代皇后婉容》書中提到﹕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披露﹕「『八一五』後﹐她(婉容)和我分手時煙癮已經很大﹐又加病弱不堪﹐第二年就病死在吉林了。」溥傑夫人嵯峨浩在她所著的《流浪的王妃》中提到﹕「婉容在曾經是朝鮮邊境的圖們﹐身邊一個親人也沒有的情形下﹐結束了她那悲劇的生涯」﹔李玉琴､李淑賢､王慶祥所著《末代皇后和皇妃》一書摘錄了李玉琴的回憶錄﹕「… …部隊正在為解放全中國而南征北戰﹐帶著她極不方便﹐加上她當時又病重﹐生活不能自理﹐部隊到延吉時﹐只好把她留在那裡﹐以後聽說她死在敦化了。」此外﹐於友發著的《從皇帝到公民》一書﹐《故宮舊藏人物照片》中的記載及《國舅•駙馬•學者》等等書中的記述﹐也提出了當年婉容可能客死於吉林､通化､圖們､敦化､延吉等地。但現已查明﹐兵荒馬亂之際﹐上述說法都是傳聞﹐並未親見﹐因此皆缺乏有力的證據。而智姐和玉姐的回憶及我的考證﹐則再一次說明婉容當年確實病死於延吉監獄。
其次﹐關於婉容安葬經過。一種說法是﹕「用舊炕席捲著扔在北山上」(王慶祥在《溥儀和末代皇后婉容》一書中記載)﹐另一種說法則是延吉監獄為她製作一口棺材﹐軍區衛生部張連長帶了一個排的戰士﹐手拿鍬､鎬在鐵道以南､帽兒山下的南山根﹐挖了個深坑。戰士們把婉容的棺柩頭靠長白山﹐依圖們江掩埋了﹐堆成一個高高的墳頭。
筆者以為﹐婉容死後「用舊炕席捲著扔在北山上」只說了一半﹐這一半也未完全說對﹐婉容開始是用炕席捲著扔在延吉監獄東牆外的水溝旁。2009年7月18日﹐我和智姐､玉姐等赴延吉﹐來到延吉監獄舊址﹐現已為延吉藝術劇場﹐旁邊立有紀念碑。我們沿著劇場的外圍﹐繞過延邊歌舞團等樓宇﹐由南向東﹐一直走到水溝邊。智姐肯定地說﹐老叔講的婉容先前用炕席裹著就應該是扔在這兒。後又用棺木裝著往前走(向東)埋的﹐前面是東山。陪我們來的姐夫楊立德(今年73歲)介紹說﹐我從小在這附近長大﹐一生未離開過延吉。監獄東牆外當年是埋(扔)死人的地亂石崗子﹐現在建起了一群樓。他們的說法也和婉容安葬地相吻合。至於安葬的具體地點﹐可能在樓宇之中﹐也可能再往前不遠東山角下。另一種說法重新安葬沒有指明。軍區衛生部張連長帶了一個排﹐這事不可能。安葬婉容﹐挖墓坑根本用不了一個排。另﹐婉容當時並不歸軍區看護﹐此事與軍區無關。
且當時是否已組建軍區﹐待查。如當時真有一個排參與婉容的安葬﹐也夠「隆重」的﹐這不符當時的歷史條件。並且﹐那麼多人參與安葬﹐其安葬地早就會有人指出﹐不至於直到現在仍是謎團一個了。智姐所說我老叔帶4個犯人前去安葬比較確實可信。這次經李家智姐和玉姐的回憶﹐等於「婉容安葬經過」被重新發現﹐不但進一步驗證了婉容的死地﹐而且更是填補了歷史上的這段空白﹐否定了「用炕席捲著扔到北山上」的說法﹐使愛新覺羅家族和郭布羅家族減少了痛心和遺憾﹐增多了心靈上的些許安慰。
第三﹐安龍禎等編著《末代皇后婉容》一書中﹐關於護守婉容的戰士和軍區衛生部李科長二人引起筆者注意﹐此二人與我老叔和我父親極有關聯﹐現摘要如下﹕
和吉林市不同的是﹐在延吉的監獄中婉容､嵯峨浩和嫣生分別被安排在不同的牢房裡。毓嵂､溥儉和毓岷和男犯人住在一起。婉容自己一人住在單獨的監舍內﹐位於獄中的第一個房間。姚殿君(書中寫該人為省公安局司法科副科長﹐其實當時「省公安局」未成立)同志回憶說﹐她當時不能行走﹐給她送去的飯菜也不吃﹐全都剩在牢房裡。毓嵂也回憶說﹕「當時婉容患病﹐精神失常﹐還要吸鴉片。公家(指東北抗日民主聯軍)特地給她吸煙。除嵯峨浩照顧他以外﹐還有個犯人名叫周冷蘭﹐也經常照顧她的生活。」嵯峨浩最關心的就是皇后婉容﹐因為她和婉容不住在一起。所以﹐當她帶孩子嫣生外出玩耍時﹐她便向那位態度可親的戰士說﹕「我很不放心婉容皇后﹐能讓我去看看皇后嗎？」當時的嵯峨浩身著中國服裝﹐彬彬有禮地向戰士請求著。
「好吧﹐你去看看吧。」戰士也客氣地應允了嵯峨浩。但當嵯峨浩一走進婉容的牢房時就大吃一驚﹐只見婉容從床上掉到了水泥地上﹐而且她已經不會動彈了。嵯峨浩對戰士說﹕「要是這樣﹐皇后就要死了﹐最好能讓她吃點東西才好。」戰士說﹕「她的房間那味臭得都進不去人了﹐誰走進去都會染上病的！」「請允許我走進她的房間﹐給她洗乾淨﹐只在用飯的時候去﹐行嗎？」嵯峨浩真是好心腸。
那個態度親切的戰士痛快地答應了嵯峨浩的要求。「那麼﹐你明天再來看她吧。」嵯峨浩次日剛走到婉容的房間時﹐就看見那位戰士正在打掃房間﹐婉容身上也只剩下貼身的內衣。嵯峨浩到洗衣房一看﹐放滿熱水的洋鐵水桶裡泡著婉容又髒又臭的衣服﹐由於失控的大小便污染婉容的衣服﹐真是臭氣熏天！以後﹐這位熱心的戰士常給婉容清掃屋子。嵯峨浩天天給婉容送飯﹐她回憶道﹕「她(指婉容)看見我就叫起一個宮廷侍女的名字﹐同時還說﹕『把手提包拿來﹐洗澡還沒準備好嗎？』婉容臉上居然露出了一縷笑容又說道﹕『快把衣服拿來﹐大家也要早做準備。』『好！是要早一點﹐請先用飯吧！吃完了再換衣服！』我(嵯峨浩)耐心地勸她吃飯。『還不快把衣服拿來！』婉容還是那句話。此刻的婉容把嵯峨浩當成了李玉琴﹐她又想起了在大栗子溝李玉琴給自己洗衣､洗被的情況。所以﹐婉容高興地說﹕『好！好！還是先吃飯』。於是﹐她真的開始吃飯了。住在「天一芳」飯店裡的吉林軍區衛生部的材料科李科長﹐時常用大鍋熬大煙。當時負責打更的張傳志同志好奇地問他﹕「熬那玩意兒幹什麼？」李科長答道﹕「這是蔣部長讓給『皇后』熬的。」監獄把衛生部送來的鴉片﹐定時定量送給「皇后」。
通過以上摘錄分析﹐筆者認為﹐守護婉容的戰士即應為我老叔李延俠﹐因為﹐看護婉容的只有一名戰士﹐而老叔那段時間整天整宿不回家﹐其服務態度和熱心都是老叔所為。而那位軍區衛生部材料科李科長﹐即應似為我父親李延田。其理由如下﹕由於當時為「戰時狀態」﹐我父親的身份並未公開﹐以「軍區衛生部」名義﹐照顧婉容﹐較為合情合理﹐容易被接受。但對「軍區」､「衛生部」､「蔣部長」的提法尚需考證。軍區衛生部材料科李科長為婉容熬大煙水﹐和我智姐所講述二大爺(李延田)親自煮大煙水﹐吩咐老叔分次定量給婉容餵服之情節驚人地吻合。在當時情況下﹐對婉容的管理和治療應該是一致的﹐不可能再出一個「軍區衛生部」﹐故管理和治療事宜都應有公安局社會科負責。
至於婉容的安葬地﹐智姐聽老叔說﹐當年是在原用炕席裹屍的地方又向前(向東山)走了很遠才埋葬的﹐仍需進一步考證。能否尋到﹐仍然是一個歷史謎團﹐有待於完全破解﹔尋到之後﹐如何再進行重新安葬等﹐這一切則要靠組織､靠社會了。筆者願意會同相關部門､相關人員﹐以及愛新覺羅和郭布羅家族﹐繼續進行考察和勘驗﹐相信會有切實的結論。而且﹐應不會忘記作為重要物證隨婉容一起安葬的那桿漂亮的「煙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