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大臣手握免死金牌能夠善終的人為何那麼少﹖
在古代封建統治的社會背景下以君主專制制度為中心﹐皇權往往象徵著至高無上﹐由皇帝一人獨攬大權﹔皇帝除了在政治軍事文化等宏觀領域擁有絕對話語權﹐對於人命關天的事﹐他們也有生殺予奪的權力。所謂「伴君如伴虎」。每個隨伴在皇帝身側的臣子侍從無一不是謹言慎行﹐如履薄冰。如果是遇上賢明仁厚的君主﹐犯點小錯也不過是免去個一官半職﹔但若是遇上如秦始皇﹐朱元璋這樣殺伐果斷﹐心狠手辣的「暴君」﹐也許一句話說錯就會掉腦袋﹐甚至被誅九族﹐五馬分屍﹐下場極其慘烈。
不過﹐在古代封建統治下「免死金牌」這個設定給人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每當主角團作死犯下彌天大錯﹐面臨被砍頭的死罪之時﹐總會有人忽然掏出一塊免死金牌來免去一死﹐讓皇帝無可奈何。因此「免死金牌」就像是擋在皇權獨裁面前的一塊「護身符」﹐令人神往。
所幸的是﹐免死金牌這一設定並不是文學創作和藝術加工過程中憑空想像的產物。在歷史上﹐免死金牌確實是真實存在的﹐常常被皇帝用以賞賜功臣﹐得以免除死罪。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古代那些持有免死金牌的大臣﹐卻基本不得「善終」﹐難逃慘死的結局。免死金牌不但沒有成為一道「護身符」﹐反而成為了「催命咒」﹐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其實﹐免死金牌有一個專門的學術名稱﹐叫「丹書鐵券」﹐是古代皇帝頒授給功臣用以免死的特權憑證。丹書鐵券這一名稱的由來﹐正是因為它是以鐵為材料打造的憑證﹐又是用硃砂顏料寫的憑文而得名。到了隋代﹐鐵券上的文書改為金色顏料書寫﹐因此又被稱為「金書鐵券」。為了防止假冒﹐通常將丹書鐵券劈開﹐一分為二﹐朝廷和受文者各存一份。
丹書鐵券的出現最早可以追溯到漢高祖劉邦的時期﹐劉邦為了籠絡群臣﹐將丹書鐵契頒授給一起開闢江山的功臣﹐作為褒獎功績和陞官加爵的一種獎狀和勳章﹐還將其視為帝王和臣子之間信約盟誓﹐被鄭重保存收藏在特製的宗廟內。據《漢書》記載﹕「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於宗廟」。
但是﹐這個時期的丹書鐵券並沒有免死的特權功能﹐主要是作用於一種憑證的「儀式感」。因此﹐在持有鐵券的功臣之中﹐也不乏獲罪處死之人。直到魏晉南北朝時期﹐丹書鐵券才真正有了免死功能。一開始﹐鐵券只能免死一到三次﹐但是自北魏到隋唐時期﹐免死次數不斷增加﹐甚至可以讓鐵券持有者的子孫都能免死三次。因此﹐鐵券真正成為了「免死金牌」﹐也成為許多人眼裏的護身符和保命咒﹐甚至在北魏時期﹐還出現過大臣主動向皇帝乞求鐵券的情況。在隋唐時期﹐頒發鐵券已成常態﹐只要是立功都能賞賜鐵券﹔到後來﹐甚至一些受寵的宦官也能獲得鐵券。
而保存如今的鐵券﹐最著名的當屬有著千年歷史之久的「錢鏐鐵券」﹐它是唐昭宗賞賜給吳越王錢鏐以表彰功勳的﹐由鐵鑄成﹐狀如瓦片﹐上面纂刻的金色文書主要記載了錢鏐討伐董昌立下的赫赫戰功。其中﹕「卿恕九死﹐子孫三死」﹐不但給了錢鏐九次免死的機會﹐還讓他的子孫還可以享受三次免死「福利」﹐可見錢鏐戰功之顯赫﹔如今﹐這塊歷史悠久的鐵券正收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向世人印證著「免死金牌」的真實性。
不過﹐一個人要是有了免死的特權﹐也許就會對法律和規則有恃無恐﹐從而威脅到皇帝的威信以及皇權的統治地位。因此﹐自明代起﹐皇帝就開始對鐵券進行規範化和制度化。明太祖朱元璋最先將鐵券的頒發對像進行規範﹐規定僅限於立下軍功得以封為侯爵的功臣有資格獲得鐵券﹔並且逐漸建立起一套完善的鐵券制度﹐根據頒授對像爵位的高低將鐵券分為七個等級。
通常﹐鐵券的文書內容主要包括四個方面﹕一是賜券的日期和功臣的姓名官爵以及籍貫﹔二是記載功臣所作的貢獻和功勳戰績﹔三是詳細的特權內容﹐譬如免死幾次﹐可供幾代人免死﹔四是皇帝的盟誓信約﹐以表示皇帝守信﹐說話算數。不過﹐不論鐵券形制如何變化﹐都離不開「表德彰義﹐率世歷俗」的範疇﹐能不能免死倒是其次。
「免死金牌」作為皇帝嘉獎和犒勞功臣的一種獎勵和勳章﹐其實主要目的還是為了籠絡人心﹐是帝王以此激勵臣屬﹐讓其為自己甘心賣命的一種手段。儀式感大於實用性質。如果說大臣有了免死金牌便可以光明正大地策反﹐豈不是威脅到了皇權的絕對統治地位﹖於是在明代﹐鐵券便明文規定﹐可以免除「謀反」以外的一切死刑﹐並且在免死以後﹐還要降職減薪﹔這條規矩也一直沿用了下去。不過﹐這條規矩也使得許多功臣在持有免死金牌的同時還是死在了皇帝的手下。
唐太宗時期﹐侯君集攻打高昌﹐立下了顯赫戰功﹐是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唐太宗便給他頒發了免死金牌以示表彰。但最終侯君集還是因參與了李承乾的謀反行動而被唐太宗賜死。明太祖朱元璋﹐給一同打下江山征戰四方的功臣謀士每人一塊免死金牌。最終這些人卻幾乎全被處死。創下了胡惟庸案､藍玉案､空印案､郭恆案﹐史稱「洪武四大慘案」﹐幾乎殺遍了半個朝廷﹐使得朝堂上下噤若寒蟬﹐戰戰兢兢﹐政治局勢一片壓抑。
在這些被皇帝處死的功臣裏﹐有的確實有謀逆之心﹐處死實屬無可奈何﹔但有的功臣僅僅是因為能力出色﹐手握權勢﹐便被皇帝猜忌有功高蓋主的嫌疑﹐將功臣扣以「謀逆」這一莫須有的罪名﹐徒以殺身之禍﹐甚至牽連幾萬條人命。在古代封建專制社會﹐皇權至上﹐皇帝擁有賜予免死金牌的權力﹐自然也擁有對免死金牌的解釋權﹐對於「謀逆」這一威脅皇權絕對統治地位的罪名下﹐免死金牌也救不了人命。
那麼﹐皇帝為什麼如此害怕「謀逆」﹖為了防止「謀逆」為什麼要不惜錯殺連累數以萬計的人命來保住皇位﹖其根源正是對中央集權絕對統治地位的維護。正所謂﹐「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難」﹐封建專制王朝下的皇帝對於一統江山的概念並不等同於現如今的「祖國統一」概念﹔我們現在的統一是屬於整個中華民族的統一﹐而古代皇帝的統一追求的只是皇族對於江山的統治。
雖然在古代﹐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但那些被皇帝賜予免死金牌用以表彰的功臣們﹐其立下的功勞和手握的權勢恰巧也最容易成為皇帝的眼中釘﹐一旦功臣們的權勢大有牽制皇權的嫌疑﹐皇帝便會為了穩固皇權而不得不採取一些特殊手段來進行「清洗」。常言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對於皇帝來說﹐既要能將權力賜予大臣﹐也要能將權力從大臣手中收回去。所以免死金牌難免一死的現象﹐其實也印證了在古代封建王朝﹐中央集權和皇權專制會不斷加強的必然趨勢。
其實不管是古代還是當代﹐人們對利益和權力的追逐都未曾停止過。在封建專制統治時期﹐皇帝利用免死金牌對大臣進行嘉獎﹐又讓免死金牌免不了死局﹐其實都是對利益的權衡和對權力的制衡。不過﹐那些草菅人命的局面也不乏警示我們封建專制統治下統治階級對人性的壓迫和對人命的蔑視﹐所以隨著時代和思想的進步﹐封建專制必被拋棄在歷史的車輪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