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得最少的領導是好領導
君道，是作為一個單位、一個部門乃至一個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所必須通曉、掌握的根本原則。把我們審視的目光投回古代，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帝王也是一個管理者，只不過他所管理的不是一般的團體，而是一個龐大的國家。不過，關於怎麼做帝王的一些原則、方法，則同樣可以推而廣之地運用到對現代社會普通公司、團體及社區的管理中去。
從中國歷史的先例中，正反兩面的例子都數不勝數。在兩千多年前的楚漢戰爭中，劉邦在這方面的才能就體現得淋漓盡致：在他的漢軍中，制定大政方針和戰略思想的有張良；負責經濟規劃，在戰時及時解決軍需問題的有蕭何；而聲稱自己帶兵「多多益善」的韓信則是最高軍事指揮者，負責南征北戰；甚至屠狗者出身的莽夫樊噲也屢次救過劉邦的性命，正是這些英雄各盡所能，成就了劉邦的「無能」之功。
劉邦他可以什麼都不會，但是只要他能用好手下的人才就可以了，這是領導者成功的必備素質。而反觀聲稱「富貴不還鄉如錦衣夜行」的楚霸王項羽一方：謀略他信不過范增，以致在鴻門宴上猶柔寡斷，縱虎歸山，放了劉邦，最終釀成大患；帶兵打仗，他又信不過手下的眾多大將，總是身先士卒，親冒矢石，總給人一種要與將士爭功的感覺。
另一方面，脾氣暴躁的他倒是也能體恤士卒，遇有傷病員，在難過之餘，他甚至還會黯然流淚，並親自給他們送飯、喂湯。但是，讓人大跌眼鏡的是，在打了勝仗、該封賞功臣的時候，項羽卻對封王的大印愛惜不已，直到把「圓的磨成方的」，把印玩出缺口才肯給人家。因為項羽這樣不愛惜人才，韓信、陳平這樣的大人物才會離開他投靠劉邦。
長此以往，項羽身邊就沒什麼人才了，所以我們說，他這個「老闆」做得很不合格。你項羽腦子裡整天考慮的不是該怎樣壯大、充實自己的團隊，要麼是婆婆媽媽的，要麼是幹出坑殺秦國二十萬降卒這樣的蠢事，因此，當時人稱他這樣做為「婦人之仁」，而他最後的下場也很慘，不得不自刎於烏江邊上。因此，項羽這個歷史人物的形象，便只具有美學的意義了。宋朝女詩人李清照說：「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也是在抒發這種美學理想，在她眼裡，項羽是一個「力拔山兮氣蓋世」的英雄，但是卻不適合做萬乘之尊的皇帝。
關於這樣的道理，古人說過的話都值得我們在這裡再了解一遍，春秋時的先哲老子說過：「以正道治國，以奇正用兵，以無為取天下，這是成大事者必須明白的最高法則。」而戰國時的大儒荀子的說法則是：「做帝王的，善於管理別人才算是有才能；普通人，以自己能幹為有才能。」此外，西晉哲學家傅玄說：「能讓士大夫忠於職守，服從命令；讓諸侯國的君主分到土地並守住它；讓朝廷三公總攬天下大事並參政、議政，那麼天子就可以悠哉優哉地坐在那裡統治天下了。」
那麼，這三個先賢是怎麼知道這個秘訣的呢？他們身為一代大哲，對歷史可謂爛熟於胸，他們只要想想堯、舜是怎樣做天下之主的，就會明白了：
在堯為帝王的時代，舜為司徒，契(商的始祖)為司馬，禹(夏的始祖)為司空，後稷(周的始祖)管農業，費管禮樂，垂管工匠，伯夷管祭祀，皋陶判案，益專門負責馴化用於作戰的野獸… …這些具體的事，堯一件也不做，只是悠然自得地做他的帝王，而這九個人怎麼會心甘情願地做臣子呢？這是因為堯懂得這九個人各自都有什麼才能，然後量才使用，並讓他們個個都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業，而堯則憑借他們成就的功業而統治天下，達到大治。
前面我們提到，漢高祖劉邦在這一點上做得非常好，他曾經說：「說到運籌幃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我不如張良；定國安邦、安撫百姓、供應軍需、保證糧道暢通，我不如蕭何；統領百萬大軍，戰必勝，攻必克，我不如韓信。這三個人，都是人中的精英。但是我會使用他們，這就是我奪取天下的資本。」我們看，這真是一語道破了天機！
三國時的哲學家劉邵在他寫的《人物誌》中說：「一個官員的責任是以一味調和五味，一個國家的統治者則是以『無味』調和五味；大臣們以自己能勝任某種工作為有才能，帝王卻以會用人為有才能；大臣們以出謀劃策、能言善辯為有才能，帝王以善於聽取臣民們的意見為有才能；大臣們以能身體力行為有才能；帝王以賞罰得當為有才能。最高統治者正是因為不必事事精通，所以才能統籌眾多有才能的人。」這就是「以不能為能」的秘訣所在。
所以說，知人，是君道；知事，是臣道。那種無形的、不可捉摸的東西(這也是做帝王不容易的地方)才是有形萬物的主宰；那些讓人無法輕易看見其淵源的東西，才是世事人情的根本。打仗時敲鼓，那「咚咚」的聲音不屬於五音中的一種，卻能作五音的統帥。掌握了君道真諦的人，不會去做文武百官各自負責的具體事情，也只有這樣，才可以成為國家的最高統治者。為人君者，必須嚴守這一準則，而在具體部門負責、做「一把手」的政府官員、老闆們也必須知道他們自己應當做什麼事情，也只有這樣，才可以把屬於自己職權範圍內的事情做好。在中國歷史上，自古以來就是這樣的。
西漢時，淮南王劉安在他寫的《淮南子》裡做過這樣的比喻：「巧手匠人在建造宮室時，做圓的東西一定要用圓規，做方的東西一定要用尺矩，做平直的東西一定要用準繩。東西做成後，人們就不再去理會這些工具了，只是獎賞工匠的奇巧。宮室造成後，人們也再不會去管那些匠人了，而只是說，這是某君某王的宮室。」而荀子說：「做帝王的射箭要想做到百發百中，就不如用后羿；駕車要想做到馳騁萬里，就不如用王良(春秋時著名的相馬師與御車能手)；治國要想做到一統天下，就不如任用賢明正直的能人。這樣做不僅省心省力，所成就的功名也極大。」
這就是說，做帝王的人要把不屬於自己的東西像自己擁有一樣去支配使用，而那些不明白這個道理的統治者就不是這樣做的，他們往往事無鉅細，凡事都要親自做才放心，因此不會信任、重用有才德的賢人。反過來，做領導的不用有本事的人，那麼有本事的人就會討厭他，其最終結果，只能是功名、事業受到損害，其所管理的部門乃至整個國家、社會都會出現危機，這樣的領導就會在激烈的競爭中被殘酷的現實無情淘汰。
戰國時的法家申不害和屍佼在他們所寫的《申子》和《屍子》中也對這一道理進行過深入的探討。《申子》裡說：「人君應當知曉他治國的最高原則，群臣應當知道自己所該負的職責。說話算數，說了就辦，是各級官員的事，並不是帝王必須遵循的原則。」《屍子》裡則說：「舉薦賢能是各級官員的功績，善用賢能才是帝王的功績。」
將歷史的眼光拉回現代，如果以解放戰爭為例子，這一古老的原則體現得更為淋漓盡致。解放戰爭中，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獲得最終的勝利，究其原因，首先是人心向背的問題，但也不排除雙方最高統帥部指揮謀略這一因素。在人民解放軍這一方，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只決定戰略方針，卻不對具體的戰役做戰術干涉，而是放手讓陳毅、粟裕、劉伯承、鄧小平、彭德懷、徐向前、林彪、聶榮臻等將帥在華東、中原、西北、東北各地自主或協同作戰，毛澤東那氣勢磅礡的指揮將本節所論述的領導原則體現得淋漓盡致。
總之，在佔據道義陣地的前提下，毛澤東統帥有方，所以取得了節節勝利。相反地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軍隊最高統帥部，卻經常干涉各個戰區以及各場戰役的戰役、戰術佈署，蔣介石動輒親自飛臨前線指揮，結果，他的「聰明才智」始終挽救不了「黨國」的頹勢，在他的「瞎指揮」下，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最後不得不逃到孤島台灣，偏安一隅。
上面說的是一國的領導應該如何行事，而小到一個社區、團體，也同樣存在這個問題。例如，某民辦報業機構，初創時期在招募員工時可謂千挑萬選，整個團隊也稱得上是兵強馬壯。可是，企業經歷了一段初始的亢奮後，緊接著面臨的卻是一片蕭條慘局。至於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還是這家報社的總編不識大體，做不好領導。
據說，他總是搶著幹記者、編輯們該幹的活兒，弄得手下人無所事事。反過來，他對手下人的「無能」總是表示不滿，動輒訓斥員工。結果可想而知，最後整個單位上下是怨聲載道，大家都說，「他願意幹讓他一個幹好了」。接著，眾人紛紛辭職，各自走散了，這個單位也垮了。熟悉職場生活的人都知道，這樣的事在當代中國社會屢見不鮮。
在起用人才上是這樣，在對待財富的問題上，道理也一樣。從前商湯、周武消滅了夏桀、紂王，一旦擁有了夏、商兩朝的全部財產，就把土地、財寶封賞給有功的大臣，舉國上下沒有不歡天喜地、心悅誠服的。用亡國者的財產賞賜功臣，整個國家的臣民都會爭相效命，這就是懂得如何使用不屬於自己的東西的做法。
荀子說：「能修明禮教的，可以為帝王；會鞏固統治的，國家就強大；善於籠絡人心的，社會就穩定；只知道搜刮民財的，必然亡國。所以，推行王道的國家是為了使老百姓富有；推行霸道的國家則有能力讓有才能的人富有；苟延殘喘的國家只會讓當官的富有；而將要滅亡的國家，統治者知道大難就要臨頭，於是開始拚命想把財富統統據為已有，這時就會出現私人的庫房、箱櫃塞滿金銀財寶的現象。這種情況，叫做當官的『肥得流油』，老百姓『四處漏水』。」
從前，周厲王愛財，因而親近當時建議他搞國家專賣的榮夷公，大夫芮良夫勸諫說：「難道周朝的王室要傾覆了嗎？榮夷公這種人，利慾熏心，不知大難就要臨頭了，你為什麼要親近他？利益，是世上萬物自然產生出來的，是大地宇宙包容承載的公共財產，有如空氣和陽光一樣，可是世上偏偏有人妄圖獨佔它，那可就後患無窮了！天地萬物是天下眾生的共同財富，每個人都要從中獲取他的生存所需，怎麼能獨自佔有呢？如果有誰執意要這樣做，天下怨恨他的人可就多了！人怨甚多而又不知自己即將大難臨頭，榮夷公用這種方法來引導國王，這樣還能長久得了嗎？」後來，果然不出芮良夫的預料，周厲王在逼迫得國民們只能「道路以目」之後，激起了「國人暴動」，隨後果真被放逐到了彘。
戰國時，魏文侯的倉庫發生了火災。在古代，發生火災是一件很不祥的事，昭示著上天的懲罰。於是，他趕緊身穿白衣離開正殿，以示哀痛。大臣們也都哭起來。這時，公子成父卻走進來祝賀道：「我聽說天子把整個國家作為收藏財富的倉庫，諸侯把自己的領地作為收藏財富的倉庫。你現在把國家的財富都儲藏在國庫裡，顯然藏得不是地方，這種藏法，不發生火災也要發生人患。現在火災發生了，不過，幸虧沒有發生更可怕的人患，這不也挺好嗎？」
孔子曾經說：「老百姓富裕了，做國王的能不同他們一起富裕嗎？」因此說，聖明的君王用他的土地分封諸侯，用他的財物賞賜功臣，不和老百姓爭奪利益，算是懂得了做一個最高統治者的原則，那就是把不為自己所擁有的東西當做自己的來支配使用。
「破財消災」的通俗道理，在這裡成為一條深刻的「君道」，為人君者不應太注重瑣碎的人或事，只要抓住「領導權力」這一關鍵性的東西，對人對事對錢財，何不放開一些呢？因此，作為一個管理者，不論是管理一個國家，還是管理一個部門，都應「通乎用其非有」，要巧用「空手套白狼」的權術，用不為自己所擁有的東西恩賜下屬，這樣領導者的位子才能坐穩。
上面所引述的《國語》中關於周厲王親近榮夷公、好「專利」的故事，就是一個很好的反面教材。周厲王和榮夷公不聽芮良夫的勸阻，結果三年後，國人放逐了周厲王，周王室從此衰微。聯繫到現實，我們現在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就很懂這個道理，他們把能不能使中國老百姓富裕起來看成是關係到黨和國家興亡的大問題，這是非常富有遠見的。在經濟生活中，生意人有這樣一句口頭禪，叫做「有錢大家賺」，而實際上許多人並不理解這句話的真正含義。其實，只有做到「有錢大家賺」，你才有錢賺，不讓大家賺，你也沒錢賺，這就是「通乎用其非有」，亦即懂得如何運用不是為自己所擁有的東西來為自己謀取利益，這是真正的大智慧。
總而言之，設立官位，分配職務，委派任命官員，監督他們完成任務；喜歡運籌謀略而不知倦怠，有寬容大度的雅量而又能獲得大眾的擁戴；善於解決各種矛盾，消除各種隱患——這些都是國家最高統治者必須掌握的治國大道。能做到這一點，文武百官就會對他既畏懼又愛戴，這就是帝王成就一統大業的根本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