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為何要對知識分子下殺手？
在東漢末年這樣一個時局混亂的動盪年代﹐曹操之所以能夠脫穎而出﹐統一中原﹐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實行的「唯才是舉」的用人機制。曹操為了能廣泛地吸收和籠絡文人名士﹐哪怕這些人把他罵得狗血噴頭﹐他也「愛憐其才」﹐赦之不咎。然而﹐曹操卻對幾個有才的文人表現出了讓人驚訝的言行舉動﹐對他們上演了一場場侮辱､屠殺的慘劇。這讓眾人不由得發出疑問﹕標榜愛惜人才的曹操為何會這樣做呢？
禰衡是一個純粹的文人﹐但是他自恃其才﹐不知天高地厚﹐甚至目中無人﹐狂悖不羈。令人想不到的是﹐這位絲毫不懂政治的文學青年﹐竟然在曹操面前出言不遜﹐大放厥詞﹐引起了曹操的強烈憤恨和不滿。對付這樣一個不識時務､蔑視權貴的酸腐文人﹐曹操有自己獨特的一套辦法﹐那就是通過「不命坐」､「令為鼓吏」和「不起身相送」等方式﹐在禮法上有意怠慢﹐在人格上極力羞辱。當然﹐曹操是一個聰明人﹐他知道如果他殺了禰衡﹐定會讓其他文人心寒﹐於是他開始「借刀殺人」﹐派遣禰衡到荊州出使﹐結果因出言不遜被一介武夫黃祖砍下腦袋。
與三國「憤青」禰衡不同的是﹐孔融不僅僅是文學家﹐更是一位政治家。作為孔子的二十世孫﹐孔融官高名遠﹐眾望所歸﹐順理成章地成為知識分子的一代領袖。名士出身的孔融向來看不起曹操﹐喪失地盤來到許都後﹐孔融認為自己是在為漢獻帝做事﹐而不是為曹操效勞﹐不買曹操的賬。這讓大權在握的曹操覺得很窩火﹐萌生殺掉孔融的念頭。但是由於北方局勢還不穩定﹐加上孔融的名聲遠播﹐曹操不便對他怎樣。到了建安十三年﹐北方局面已定﹐曹操在著手實施他的統一大業的前夕﹐為了排除內部干擾﹐便授意部下誣告孔融「欲規(謀劃)不軌」﹐又曾與禰衡「跌蕩放言」﹐將孔融殺害棄市﹐連他的兩個兒子也未能倖免。
第三個被曹操殺掉的人是崔琰﹐他雖然算不上是一個完全的文人﹐但他卻代表著當時整個貴族集團﹐也代表著聚集文化精英的士大夫階層。崔琰表面上歸順曹操﹐但打心眼裡不服﹐尤其是對曹操自封魏王這種僭越行為更是義憤填膺。對於經自己舉薦卻贊同曹操稱王的門生楊訓﹐崔琰忍無可忍﹐索性以前輩的口氣給楊訓寫了一封義正詞嚴的書信﹐裡面竟有「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的「反句」。曹操知道後﹐勃然大怒﹐將其關押。可崔琰在關押期間非但不老實﹐竟然還「通賓客﹐門若市人」﹐與那些不肯降服的士大夫階層搞反動聚會和非法活動﹐這是曹操無論如何也不能原諒的﹐於是利用「文字獄」的方式除掉了這位愛出風頭的名流。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曹操一方面實行「唯才是舉」﹐吸收､籠絡和重用知識分子﹐一方面又堅持「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的用人原則。對於願意臣服歸順於自己的文人﹐曹操可以給他們高官厚祿﹐可以與他們推心置腹﹐尊重愛護﹔可對於那些不肯服膺歸順﹐不願與自己合作﹐甚至另懷心思的知識階層精英﹐曹操不惜背上屠殺知識分子的千古罵名﹐也要對他們下狠手､下毒手﹐做到殺一儆百﹐肅清他通往帝王之路的阻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