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同情保路運動的趙爾豐為何製造成都血案
四川省內因朝廷鐵路國有化改革而引發的混亂局面遲遲得不到有效控制，在北京主持此項改革的盛宣懷等人以為主要是因為四川總督趙爾豐同情那些鬧事的人，鎮壓不力所導致的後果。根據這樣的判斷，朝廷於1911年9月1日命端方率軍隊前往四川，徹查路事。
端方是晚清滿洲高官中具有革新思想的政治領袖，奮發有為，於內政外交尤有心得，是慈禧太后、光緒帝統治最後幾年發現和信賴的重要親貴，在1905年出使東西洋考察憲政以及稍後的預備立憲運動中作出過重要貢獻，也是慈禧太后、光緒帝刻意培養的滿洲貴族，先是在考察歸國後出任兩江總督，後調任直隸總督，如果不出意外的話，端方應該有機會成為恭親王奕訢、慶親王奕劻，或者榮祿那樣的滿洲政治領袖。
意外出在一個最不經意的地方。當慈禧太后出殯時，身為直隸總督的端方竟然攔路拍照，這在當時被視為大逆不道，遂被撤職查辦，像袁世凱一樣回家賦閒。其實，仔細想想袁世凱、端方等滿漢重臣為什麼在這個最需要朝臣輔佐的關鍵時刻罷官被黜，恐怕其背後的因素既複雜又簡單，儘管他們兩人回家休息的理由並不一樣。袁世凱當時的政治地位已是漢大臣中的第一人，曾國藩、李鴻章再世也不過如此。至於端方，位居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這樣的地位，其影響力決非一直在朝廷主持日常事務的慶親王奕劻可比。現在是幼兒小皇帝上台，大權獨攬的年僅二十六歲的攝政王載灃，而載灃生於深宮，從未出任過實質性的行政職務，對於滿漢兩位首席，不管是四十八歲的端方，還是五十歲的袁世凱，不要說權勢，即便只說資歷、資格，估計都不好管理不便訓斥，而從端方和袁世凱的立場看，估計也是不好伺候，所以攝政王讓二位老臣暫時回家休息，可能是一著兩全其美的事情，並沒有傳統所說的什麼大陰謀。
1911年5月第一屆責任內閣發表後，中央政府層面的人士格局大致確定，當此用人之際，特別是隨著新內閣發表而出台的鐵路國有化改革方案，更需要懂行的重臣去把握，於是朝廷於責任內閣發表後十天，即5月18日任命端方以侍郎候補充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迅速前往湖北等地辦理鐵路收歸國有事。這顯然是一個非常設的重要職務，責權都非常明確。
就政治理念說，端方是堅定的改革者，他看到了鐵路建設在過去那麼多年中的問題，認同盛宣懷的建議和處理方案，同意鐵路國有化改造，因而他不僅樂意重新出山，就任非常設的督辦鐵路大臣，而且堅定支持盛宣懷的主張，對於那些藉機鬧事的人，端方力主嚴辦，甚至對於同情民眾的趙爾豐，端方也毫不客氣上折彈劾，以為趙爾豐有失大臣風範，始則恫嚇朝廷，意圖挾制；繼則養癰貽患，作繭自縛。或許正是基於這些因素，所以朝廷在四川局勢日趨失控的關鍵時期派遣端方迅速率湖北新軍入川鎮壓。9月6日，朝廷又命川省水陸新舊各軍悉聽端方調遣。很顯然，朝廷已經放棄和平的安撫政策，準備以最大犧牲以武力平息因保路而引發的騷亂，恢復秩序，制止這種騷亂向周邊向全國蔓延。
其實，趙爾豐在受到端方彈劾和朝廷訓斥後，立場很快就轉變了，不再堅持彈劾盛宣懷，不再堅持請求朝廷將鐵路國有化方案提交資政院討論，而是改為堅定支持朝廷的穩定措施，主張強勢鎮壓平息騷亂，恢復秩序。9月5日，趙爾豐向朝廷發了一個電報，表示第一步還會好言相勸，希望鬧事的人和平解散，如果這些人不停勸說，那麼自必嚴懲，因此而必至全體抗拒，哄鬧燒殺，又勢所必至。至於成都之外各州縣，或許也會因此而騷亂，所以他建議朝廷能夠給予必要的支援，以保護地方，避免在那裡的外國人像庚子年間所遇到的危險。
趙爾豐畢竟同情過保路運動，所以他的轉變並不被保路同志會提前獲知，所以也就沒有人提前防範。9月7日清晨，趙爾豐調集軍隊防衛總督府，同時又調集一些軍隊去保護川漢鐵路公司及鐵路學堂等處，然後托詞北京來了電報有好消息等待商量，邀請保路同志會、咨議局和鐵路公司首領人物蒲殿臣、羅綸、鄧孝可、顏楷、張瀾、江三乘、王銘新、葉秉誠、彭芬等前往總督府議事。毫無防範之心的蒲殿臣等人一踏進總督府大門迅即被抓捕，前後過程也就十來分鐘就結束。據說趙爾豐準備快刀斬亂麻，將這些人立即處決，以成都將軍玉崑持異議，遂將這些人羈押於總督府。
按照趙爾豐的判斷，所有的群眾運動不過是烏合之眾，只要將為首的幾個給抓了，剩下的也就驚散了。哪知道過去的經驗現在不管用了，蒲殿臣等人被抓捕的消息不知什麼原因傳出去之後，整個成都立馬全城轟動，各種各樣的傳言滿天飛。有的說，蒲殿臣等人受到了趙爾豐親自審訊；有的說趙爾豐危詞恫嚇，羅綸盛氣抵抗，終於惹惱了趙爾豐，立馬被拉出去槍斃；還有的說，這些被捕的人已經被關到一個監獄中，每個人都給上手銬腳鐐。
各種各樣的傳言當然都不是真的，但在那個特殊歷史情景下卻起到了動員人民圍觀的作用。成都市的民眾成千上萬不約而同，扶老攜幼，沿街比戶，號泣呼怨，手握香，頭頂光緒帝的牌位，一堆又一堆地擠進總督府大門，要求趙爾豐盡快釋放被捕諸人。來自四面八方的群眾越來越多，至午後，陰雨綿綿，異常晦暗。絡繹不絕的人們繼續湧向總督府，由午而暮而夜半，圍觀者只有一個聲音，要求放人；而趙爾豐也只有一個回答，圍觀者必須退出總督府，否則格殺勿論。失控的民眾當然不會聽從總督府的指揮，直往大堂衝去，趙爾豐下令開槍，頃刻間一陣排槍下來，圍觀者迅速鳥獸散。此次血案，據說有三十二人死難。
成都血案第二天(9.8)，大雨竟日。由於趙爾豐下令三日內不許收屍，昨天被槍殺的無辜人員屍體纍纍，橫臥地上，猶緊抱先皇光緒帝牌位在手不放，許多屍體被大雨沖洗後腹脹如鼓，情形淒慘，新來的圍觀者或許是想為死難者收屍，或許是繼續要求總督府放人，不料趙爾豐大約殺紅了眼，繼續下令開槍，於是又有數十人被槍殺。
趙爾豐的殘暴行徑早已激起人民的憤怒，深受同盟會影響的哥老會早在幾天前就在資州組織了保路軍，準備武裝起義。至成都血案發生，同盟會員龍鳴劍縋城而出，直奔城南農事試驗場，與同盟會員朱國琛、曹篤等人裁木片數百個，在上面書寫「趙爾豐先捕蒲、羅諸公後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然後將這些木片塗上桐油，製成「水電報」投入錦江。時值江水上漲，這些木片乘著秋潮漂流而下，不一日就傳遍西南各地，各地保路同志軍聞警大驚，為防範趙爾豐派兵圍剿，遂主動出擊，揭竿而起。
保路同志軍的主體當然有革命黨人，但其實他們本質上都是具有革命思想或革命傾向的哥老會成員。華陽秦載賡是在1909年加入了同盟會，但其本身早就是哥老會首領。至於新津侯寶齋，早年參加新津哥老會，被推為「新西公」的龍頭大爺。1904年新津九個哥老會聯合組成總社，號稱「九成團體」，侯寶齋又被推為總舵把子，是新津一帶著名的「社區精英」。還有那個張達三，也是川西著名的哥老會首領。至於他們的革命思想和政治傾向，可能並不像想像的那樣有深度，更不是那樣明確和堅定，這是由哥老會的性質決定的。
哥老會是成立於明清之際的民間秘密結社，又稱漢留，俗稱袍哥，相傳是鄭成功反清復明洪門的一個分支，後因反清復明無望，逐步演變成民間禮俗相交、患難相恤的社會互助組織，至晚清社會重新動盪，哥老會重新浮出水面，其成員多為農民、手工業者、被遣散的兵勇以及遊民等。他們是社會上的邊緣階級，無依無靠，他們能夠走到一起，主要還是經濟方面的原因，因為這些大大小小的首領，畢竟都是大小社區的社會精英，通過黑白兩道，他們總能夠為追隨的弟兄們找到一碗飯吃。哪一個首領本事大，找到的機會多，哪一個首領的追隨者也就多。哪一個首領的追隨者多，哪一個首領的本事也就大。所以，哥老會和一切民間秘密結社一樣，並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革命組織，革命對他們有利有好處，他們就會革命；革命對他們沒有利沒有好處，他們就會反革命。至於四川哥老會此時為什麼深度介入保路運動，其內在的利益關聯現在還不是很清楚，但肯定不是單純的革命理想就能將他們調動起來。
但不管怎麼說，只要哥老會這樣的秘密結社一旦起來，對社會就具有很大的破壞作用，他們站在哪一個方面，哪一個方面就有了成功的機會和可能。9月8日一大早，秦載賡率同志軍千餘人從成都東門強攻，連續數日，引來數萬會眾雲集成都城下，四川各地的還有許多正在趕往成都的路途中。各地同志軍雲集成都城外，英勇奮戰，重創清軍，他們雖然無法有效攻進城內，但他們有辦法將城外的電線桿全部砍斷，甚至將清政府與總督府往來傳遞文書驛站全部佔領，致使官府音訊不通，耳目失靈。趙爾豐坐困愁城，心力交瘁，通宵不寐。在北京的中央政府也弄不清成都城裡的真相，只是潛意識感到大禍臨頭，高度恐慌。朝廷先是三令五申敦促端方率領湖北新軍日夜兼程前往成都，督兵震懾，除暴安良；又急調湘、陝、黔、滇周邊各省軍隊入川協助，務必設法平息。9月15日，又急令開缺兩廣總督岑春煊前往四川，會同趙爾豐辦理剿撫事宜，所有川省水陸各軍及各省所派赴川援軍，俟岑春煊抵川後，一併歸該督節制調遣。
岑春煊當年可是慈禧太后跟前的紅人，也是膽子最大的廉臣能臣，曾經擔任過四川總督，對四川事務比較熟悉。然而，他不僅不能認同清廷的鎮壓措施，反而建議清廷公開承諾鐵路國有化之後，先前商辦期間的一切虧損、挪用、倒賬，均由政府買單；宣佈政府即刻釋放所有被關押的紳商、民眾，承諾決不會秋後算賬，決不會無辜殺戮任何一個反對鐵路國有化的人，不會扣留先前各省鐵路籌資中的一分錢。更重要的一點是，岑春煊鄭重建議朝廷下詔罪己，他相信中國的老百姓是最講道理的，一旦朝廷做到這些，四川的局勢立馬好轉，不僅無需用兵，而且老百姓一定會感激涕零，山呼萬歲。
從事後的觀點看，岑春煊的建議當然有助於化解政府與民間社會的對立，有助於因鐵路國有政策而引發的全國性騷亂盡快平息。然而岑春煊這個看法在當時並不被政府主流所認同，端方致電盛宣懷和度支部大臣載澤，斥岑春煊的建議只是沽名釣譽，其意在攘奪內閣總理，歸罪他人。有了這樣的心理障礙，攝政王載灃和朝廷只能在一條道上走到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