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被判死刑後辯護被日本人一槍嚇的
1946年5月16日。淩晨時分，天地間一片昏暗，一架大型軍用運輸機從北平西郊機場起飛，瞬間消失在烏黑的雲海之中。飛機要飛向何地？除了機組人員只有一個人知道，那就是當年在新文化運動中與胡適齊名的北大教授、日偽期間的華北督學、漢奸文人周作人。此時，周作人和12個囚犯一起被五花大綁地跪坐在飛機兩排座椅間的狹窄地方，十多個手握短槍的便衣分坐兩旁的座椅上，監視著他們的一舉一動，嘴裏不時對他們發出「他媽的，死到臨頭，還他媽的裝腔作勢」的吆喝聲。在這群或垂頭喪氣、或呆若木雞、或驚恐萬狀的囚犯當中，他的容貌舉止尤為突出。作為文化名人的他，當看到自己與當年任偽華北綏靖軍總司令的章燮元以及一些親日政客關在一起時，他的敏感讓他相信，他們一定會被押解到當時的首都南京去審判的。於是他在臨上飛機的前一天晚上，突然要求讓家人送來他以前在北大講壇上習慣穿著的藍布長袍。也許這更符合他的身份，也許這對他在審判時會帶來或多或少的幫助。
的確此時他穿著這身長袍，配上他那滿頭花白的短髮，以及幾個月未刮的鬍鬚，儘管神情萎靡且有些蓬頭垢面，但仍然會感受到他作為文人的特有氣質，哪怕只是個落魄文人也有別於那些草莽武夫。「我只是個教書的文人，畢竟不同於那些手上沾滿中國人鮮血的人」，他一直這樣想，這是他目前唯一的安慰。在飛機的轟鳴聲中，他看到昏暗的光影下，那些顫抖的身子和已成灰色的面孔緊緊地包圍著他，這讓他覺得不公。於是他努力直起身子，抬起頭顱並很想以友善的面孔去面對那些涉世不深的槍手們，可惜理想與現實總會有差距的，他剛挪動了一下身子，還沒等直起來，更談不上抬起頭，就已遭到了幾下擊打和辱罵。「你他媽的，還以為你是過去的教授，快低下去，安靜地等死吧！」隨即他的頭在槍柄的作用下，出現了血跡，他的心弦也一下子繃斷了，這讓他始料不及。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唉，我好後悔呀！」周作人將他那流著血的花白頭顱頹然低下時，不禁淚如雨下。「唉，唉！晚了，晚了！當年悔不該不隨北大南遷，女人真是禍水呀，我怎麼就聽了夫人羽太信子的話呢?... ...也怪自己意志不堅... ...唉... ...」淚眼中，當他再次看到自己擠在那些惡貫滿盈、手上沾滿國人鮮血的日偽漢奸中間時，一種從未有過的膽怯、彷徨、後悔和痛不欲生的感覺油然而生。自己當年也是北京有名的大學者，曾與茅盾、葉聖陶等名家組織過「文學研究會」；又曾與魯迅、錢玄同、林語堂等學者作家辦過「語絲社」；特別是在1926年發生學生運動時，還曾是被段祺瑞反動軍政府通緝的「過激分子」；次年奉系軍閥張作霖在北京逮捕中共領袖李大釗時，他也作為進步人士而遭到通緝，他辦的「語絲」社被查封了。那時，他與魯迅是同樣受到國人和學術界大力推崇的。可是自從輕信了妻子羽太信子的話後，他便一步一步地陷入了與中國進步人士分道揚鑣的歧路險途，以致墮落成如今國人所不齒的一個文化漢奸。冷靜下來的理智讓他必須明白這天地滄桑輪迴的緣由和有關或無關的道理。
飛機在飛臨山東上空時，突然被氣流碰撞得顛簸不堪，周作人感覺自己的一肚子心事彷彿要被嘔吐出來，窗外一團團烏黑的雲霧，讓他的眼前變得忽暗忽明，就如他的內心一樣，兇吉難卜。此時他無法不想起1939年那個難忘的冬天。那時日本軍大舉進犯華北，他所供職的北京大學決計南遷，而他卻聽信妻子苦口婆心的勸說留了下來。而留在北平的第二年，北平已經淪陷敵手，華北陷於戰火之中。幾乎每天都有說客前來遊說他任華北政務委員教育督辦一職，但他都每每婉言謝絕，他怕日後被人罵成漢奸，就是土肥原親自遊說他也沒敢答應。
「後來，為什麼就答應了呢？為什麼不堅持到底呢？就為了那一槍，唉，人他媽也要自己罵一下娘，怎麼有時就是個經不起推敲的孬種，如果不是被那可怕的一槍嚇破了膽，也許不會落到這種遭國人唾棄的可悲的下場。唉... ...」那天是元旦，外面寒風凜冽。他正和他的過去的一個學生叫沈啟無的邊品茶、邊聊天。正聊到投機處，突然門房外「砰」地響起了一槍，他當時誤以為是放鞭炮。誰知院井裏很快響起了一陣急促雜沓的腳步聲。他和沈回頭一看，已有兩個陌生人陰沈著臉突然闖了進來。其中一個嘴裏問：「哪位是周先生？！」他正欲開口，但見兩人手中各執一把手槍，頓時驚駭得從椅上跳起來：「你們... ...」沒等他說完，隨著「砰—砰—」兩槍，他和學生就已應聲倒地。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從悠悠的昏沈中醒來，發現他的太太羽太信子驚悸猶存地站在他的面前。他的學生沈啟無已經送往醫院搶救，椅子上留下一攤鮮血，刺客早已不知何時遁去。此時他聽說坐在他家門房裏的一個洋車伕被打死，他一時不明白這是為什麼，只知道他的下腹部隱隱作痛，但他奇怪，他身上中彈卻一點血跡也沒有。晚上他被送到協和醫院進行了檢查，才知道自己是虛驚一場，子彈根本沒有射進他的腹腔，而是射中了他的外套一枚鐵質的鈕扣上，肚臍部位只留下一個小小的暗紅黑點。「信子，你們日本人也太不講義氣了，怎麼話未說到，就翻臉不認人還背後下毒手呢？」他在慶幸自己的同時，對自己懷疑中的日本人做法很是憤怒。「你怎麼就認定是我們日本人幹的呢？那如果是，又是誰幹的呢？目的又是什麼？」信子說。「這還用說嗎，肯定是土肥原派人來威脅我，讓我答應為他們做事唄！」「那你答應就是了，何必這樣和他們硬幹呢？」信子說。「你說得倒輕巧，那不是讓我當漢奸嗎？日後，我會跑不掉的。」「為日本人做事又不是你一個，況且你只是一個文人，你也不過為了生計以及淪陷區的人民辦一點教育的事，再說他們要定你漢奸罪名，你不做也逃不了幹系，你的太太畢竟是日本人。還是想想眼前，也許日本人會永遠把天下給坐下去，你也許會因禍得福，日後宏圖大展。不要固執了，你一個文人能騰什麼大浪呢？你們中國人有句古話，就叫做『人隨大流不吃虧』！就答應吧，嗯... ...」信子足足用了一個晚上，對他進行奴化說教，終於使他思想起了根本性的轉變。出事後的12天，他接受了日本華北派遣軍司令部送來的聘書，先後擔任了敵偽主持下的北京圖書館的館長、華北軍政委員會教育督辦等職。
唉，悔不該當初，我怎麼會變成這樣的呢！唉... ...此刻的他，除了如潮的淚水屬於他，能替他排解一下內心的冤屈外，他確實再不能以一個文人的資格區別性地存在於這些草莽漢奸之中。當天上午9時，飛機降落在南京明故宮機場，一下飛機，他和12個囚犯就被押往首都高等法院看守所。他被押到南京後的三個月，通過北京大學的好友胡適出面，被優待到單獨的囚室並給他安排了紙張書桌，供他讀書寫作。即使是連續對他進行提審的情況下，他都在利用一切閑暇時間，獨自在他那僅有幾平方米的小室伏案揮筆，日夜不停地翻譯英國作家勞斯所著的《希臘的神與英雄與人》一書。此時他戴著一架老花鏡，時而伏案疾書，時而托腮冥想。當他那因過度悲哀而日漸混濁的雙眼看到堆積在小木桌上那厚厚的一沓稿紙時，感到一種以此權當贖罪的欣慰。
自從三個月後的一天，江蘇高等法院代表首都最高法院對他宣判後，他的心情就此一落千丈，想起那天宣判的情景，他一切的希望都成了泡影。當江蘇高院院長孫鴻霖在特別法庭庭長陳珊宣讀他的死刑判決書後，大聲對一時呆立在受審席上的他說「如不服，限你在十天之內向南京最高法院提出上訴」，他一下子被驚嚇得木然僵立，雖然當時正值炎熱的暑期，但他卻覺得一陣陣寒氣從頭到腳穿心而過，讓他全身瑟瑟發抖，再也找不到言詞落腳的地方。他在即將退庭時，突然向孫鴻霖大聲喊道：「等一等，我有話要講！我好委屈、好冤枉啊！」他的聲音聽起來不像是從他喉嚨裏發出來的，倒像一隻垂死的豬絕望時的哀嚎。他似乎覺得這要比他變節還要沒有臉面，還要有辱斯文。但在此生死攸關時刻，他要作最後的拼爭，顧不了這麼許多，他覺得是值得諒解的。他先哆哆嗦嗦地掏出一份早已準備好的辯護狀，後又覺得不妥，因他沒料想到會被判死刑，那份辯護詞用不上了，索性即席發言吧。「... ...我之所以變節忤逆，當初也是身不由己呀！是被日本人一槍嚇的呀！我對不起列祖列宗，但我周作人終究沒殺過一個中國人，我沒血債，為何要一定判我極刑呢？！... ...」「住口，時至今天，你還不認罪，虧你還曾經是一名明辨是非的堂堂大學者！你沒用刀殺一個中國人不錯，可是你用無形的刀殺害的國人又何止千萬？你為日本侵華軍修改我們的教科書，以奴化教育來毒害國民，這遠比用刀殺人還要厲害百倍！」陳珊嚴厲地對他說。
此時的他哪裏肯罷休，他一方面認為自己是為了生計，即使有被日本人利用的事，也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上當受騙；另一方面，申明自己早在20年代就是著名的愛國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九一八」事變後，也曾多次指責和痛罵日本侵略者的野蠻行徑，特別是自己多次撰文批駁日本《順天時報》刊載有侮中華民族謬論的文章，因此始終是一名愛國主義者。
陳珊冷笑了一下對他說：「你的大作，我也時有拜讀，不過我極少見到如你所說的對日本人的批駁。倒是你在《棄文就武》裏說過這樣一段話：『和日本人戰爭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軍，沒有打，人家已經登陸上岸了。我們的門戶是洞開的，何能抵抗人家？』你公然替日軍張目，使你的卑顏屈節、賣國求榮的面目暴露無遺！你還有什麼好講的？！」
「我要說，我還有很多需要向法庭陳述的理由... ...」周作人見兩個警察上前不容分說地將他往外拖時，就拚命地掙紮叫喊：「你們讓我說完呀！你們不能這樣不明不白地槍斃我呀！我要上訴呀... ...」當晚他被押解到壁壘森嚴的南京老虎橋監獄。雖然換了地方，他的單室待遇沒有改變，但性質卻截然不同了，這裏除了期待上訴的好消息外，剩下的只有等死的內容了。因此他必須抓緊可能剩餘無幾的時間，全力地給友人寫信，內容有排解內心傷感的，更多的是具有求救的實質含義。那些希臘的神與英雄在他的思想裏突然跑得無影無蹤，因之他在判決後絕食了兩天後，突然想起了「只有生命的一點點延續才能以求得永久」的道理，這對他來說其實很簡單，但對於他此時的境地這種道理就有點弦外之音了。後來他開始想起了他曾在筆下寫得讓人怦然心動的那些精緻的美食來，那些香甜的氣息在他思想深處漸漸地瀰漫開來，這讓他對寫求救信找到了依據，也讓他用於求生本來有些笨拙的筆增添了無形的勇氣。也正是由於此，當他面對夜晚昏昏欲睡的牢室，他的思想除了飄忽不定外，更多的是陷入絕望的痛苦之中。他覺得他的確不能像他的長兄那樣錚錚鐵骨，他的確表裏不一，的確對於生命的考驗弄盡了奴顏屈節的細節。因此他覺得法庭對他的判決，主要的評價還是恰如其分的。
大約是被判的一周後，他的朋友胡適得到消息，突然來到了他的囚室。「知堂兄，你學問很高，可惜你政治上表現得不成熟啊，小弟對你的遭遇除了同情外就是深深的惋惜呀！」胡適在監獄長的親自陪同下，一進他的監室就開口對他說，「五四文化期間，你常到陳獨秀辦的《新青年》上發表觸及政治的文章，我就常奉勸你多做學問，少問政治！日本人來了，朋友們都勸你離開北平，可你不聽，你不明白你只是一個學者，而不是一個政治家，充其量也就是政治家的一個陪襯而已，結果，才落到如今的地步... ...」
周作人見胡適一進門就當著監獄長的面這樣責怪他，一時悲憤交加，他不能自持地哭道：「我如今已經是被判極刑的人了，那些難堪往事還提他有何用呢！現雖已上訴南京最高法院，但今生還有活命，就全靠您老弟為之奔走了！憑先生的聲望，想必蔣委員長也... ...」「這個請知堂兄放心，我胡適的為人想必你也是知道的... ...」胡適生怕當著監獄長的面他又說出什麼對當局特別是剛才說到蔣介石有什麼不妥的話來，連忙接過話來，「... ...我的確要面呈委員長，我要向他說出你的苦衷，你的無奈。你終究是個文化人，手無縛雞之力... ...委員長也是個愛才之人，當今黨國正是百廢待興、用人之際，我想他在聽了我的勸諫後，會對你重新發落的... ...請知堂兄先安心生活，有什麼要求儘管向陳監獄長提，我都已經給你打理好了... ...」
一旁的陳監獄長，連忙點頭稱是。而坐著的周作人此時已經又一次不能自持，他除了不斷說著「多謝」以外，開始覺得手足無措，只有聽話的淚水和不聽話的鼻涕交混於一體，他甚至覺得這樣還不足以表達對胡適的致敬和感激，因此，他恨不得要跪下去，但有監獄長在，他又覺得不妥，這畢竟是他們朋友之間的事，最終他選擇了握住胡適的手，緊緊地握著... ...
時間一晃就是兩個月，可胡適為之活動的結果卻沒有任何音訊，這使他原先被胡適掀起的一點希望熱情，開始一點一點地降溫。在這期間，他不斷聽到院後那片草地響起槍決犯人的槍聲，與他一同從北平押解來的12個漢奸中已有七八個被相繼處決。什麼時候他突然被拖向那陰森恐怖的草地，什麼時候他的身體被那一聲槍響穿過，只要胡適疏通不力或無效，這樣的情況隨時都會發生。因之後來當他聽到一陣雜沓的腳步聲或者鐵門開啟的「啷當」聲，他的心就開始緊張，有時會嚇得滿臉蒼白，渾身哆嗦。
「周作人，你歸根結底就是個怕死鬼，你害人害己，最後落得這般自找汙穢、斯文掃地的地步，你還有何臉活在這個世界，還有何臉見列祖列宗呢……上帝呀，你還是讓我早點... ...」他在絕望中呼喊著自己脆弱不堪的靈魂，但他自始至終不肯從心裏說出那個「死」字。
「周作人，出來！」
「你們想幹什麼，幹什麼？我要等南京方面的最高指令，是誰指使你們的，我可不是一般的... ...」
「少廢話，你他媽的跟我們走！」
1947年春天的一個下午，他突然被四個武裝軍警從囚室裏拖了出來，未等他分辯，一副閃亮的鋼銬已經牢牢地將他的雙腕鎖住。他頓時覺得眼前一黑，便失去了知覺。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從昏昏沈沈中醒來時，發現押送他的車子已經停在法院門口。「難道今天要執行？不像，執行就不會被押到監外，都是在監內那片荒地上，執行前也要讓我吃頓斷頭飯，再者要是執行早就該執行了，不該拖到現在。一定是胡適的遊說取得成功給予改判了。」想到這裏，他心裏有些難以克制的興奮。令他始料不及的是戰犯軍事法庭竟判了他十五年，這讓他在現場險些跌倒。
「... ...我周知堂已經年過花甲，政府還要判我十五年，以我老殘之身，這樣的改判形同無期，與死無甚相差，最高法院為何不講道理... ...」他老淚縱橫地說。
「政府對你寬大，你非但不感謝，還誣蔑最高法院不講理，你簡直是個瘋子... ...」
「我還要提出上訴... ...」
即使他的聲音再高，也敵不過押他重新回到監獄的囚車那刺耳的警笛聲。
就在他改判的半個月後，他的日本太太羽太信子在胡適等人的幫助下，得以前來看望他。「知堂，改判就是好兆頭，15年就15年，我會耐心等待你出來的！」信子伏在周作人的肩上眼噙淚花對他說。「不，信子啊！我不爭取早日出去，怎能和你再過上幾年團圓的安穩日子呀... ...」他望著妻子從外面帶來他喜愛的紹興酒、北平風味小吃，一時早日出去的心情更加強烈。聽了他的話，這位從1912年就隨周作人由日本東京來到中國早已失去當年嬌媚風韻的日本女子，一時百感交集，她垂著淚對他說：「知堂，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想出來和我過上幾天好日子，但現實是不可能的。胡適先生這次為你找到了老蔣才得以成功的，你所願望的立刻出去是根本辦不到的。聽胡先生講，凡屬有名的漢奸都要處以死刑，即使與蔣關係密切的周佛海，最終也就落得個無期！而你卻能努力到有期，已經是很不容易了！... ...」
「那就再找別人疏通，反正我得盡早出去！」
信子望著生性固執的丈夫哭著說：「除了胡適，你讓我再去找誰呢？你的那些朋友，見你成了漢奸早已躲得遠遠的了... ...」
「可不可以去找孫夫人，聽說她與樹人生前關係很好... ...」
「天吶，你怎麼想得出來的！你可是通敵之罪呀，堂堂國母怎能幫你一個漢奸而在國人面前有損聲譽！再說我也不想以樹人的名義去找他的朋友，我們家對他有愧呀！」
「唉，唉，如果不是當年你得罪樹人，樹人怎能棄我而去呢？現在他的朋友又怎能見我不救呢！... ...罷了，我也不怪你了，你也夠苦的了！」他望著滿臉淚水的信子，雙手抱著頭轉過身去。
信子的抽泣聲讓他不得不想起那樁沈痛的往事。1916年冬天，魯迅全家從紹興老家搬進北平時，因一時找不到一間相對固定的居所以便寫作，就暫時與他家同住在八道灣。兄弟倆沒什麼矛盾，但一段時間後，為了日常開支的小事而日漸煩惱。原因就出在信子身上。信子花錢如流水，大手大腳，有時做好的飯嫌不好就倒掉重做，被褥衣服時常只用幾日就會送給傭人，自己重新做。這樣一來，魯迅原先在紹興每月皆有積蓄，到了北平每月薪金、稿費都交給信子還常入不抵出，甚至有時會吃不上飯。魯迅就讓他對信子進行規勸，然而他嘴上答應，行動上卻仍然對愛如掌上明珠的信子聽之任之。後來信子竟將日本的父母都接來同住，於是魯迅就要求算清費用合理出資。信子就因為這個，一氣之下就痛斥魯迅並讓魯迅從此不要回來吃飯。
魯迅為了這件事，很快搬出了八道灣，從此兄弟二人也斷絕了來往。直到魯迅在上海病逝前，有人問起周作人時，魯迅只用了一個字來評價他：「昏！」「知堂，那些過去的事情就不要去想了，你的主意倒讓我想起一個人來了。」信子望著一張包北平小吃的報紙對他說，「上面說的李石曾，不是當年和你一起在北大教書的嗎？」
「李石曾，不是在海外嗎？... ...」「不，報紙上說他回來了，你看！」信子將那張油跡斑斑的報紙展開在他面前：巨商李石曾歸來與年僅三十的女秘書林素珊喜結伉儷... ...「真沒想到離國十多年的李石曾這個時候回來，真乃天助我也！！信子呀，快拿紙筆來... ...」當即給李寫了一封厚厚的求救信並讓信子第二天前往上海設法找到李石曾。
1948年冬天，李石曾偕新婚不久的妻子林素珊果然來到了南京。李石曾是名門之後，系晚清大學士李鴻藻之子。早年留學法國，1917年歸國後任北大生物系教授，與周作人交往甚密。不久棄教從商在法國巴黎成為集學者、資本家於一身的特殊留洋人物。此次來上海和林小姐舉行婚禮才從信子嘴裏得知好友周作人已深陷囹圄。
為怕引來非議，李沒有到監獄看望他，而是借訪友之便，為他遊說開脫。不但靠嘴，還靠大資本家的揮金如土，很快使國民黨的軍政部長何應欽親自過問此案。此後李還找了國民黨元老吳稚暉等過去曾和他交往甚密的友人來為周說情。不久，李石曾讓信子勸他安心做學問，並對她說很快會有好消息的。果真那段時間，老是有人來他的監室，像是檢查他的改造情況似的。於是對「識時務者，俊傑也」這句古訓開始領略到精髓的他，每天除了與來看他的信子聊聊天外，就是放下教授的架子裝成十足的粗人，去迎合獄中大小官吏，有時門口閃過影子，他都會不放過地打一聲招呼。只有獨自一人時，他才會一門心思地繼續翻譯英國作家勞斯所著的《希臘的神與英雄與人》一書。當他看到那些驢頭馬面們一個個對他露出笑容，當他看到那些政客們對他伏案努力表示肯定時，他覺得他已經看到了那扇大門的春天！
大約是李來南京的三個月後，他的刑期被減至10年。1949年，南京岌岌可危，胡適等友人趁機為他暗中疏通，當年1月26日，他被江蘇高法同意保外就醫而提前釋放。被釋放的翌日，周作人去了上海，不久回到北京八道灣舊宅，直到1967年5月病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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