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門閥」如何造就家族腐敗奇葩
正是因為階層流動不起來，而士族本身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了南北朝後期，終於發展成為阻礙社會政治進步的種姓毒瘤。王敦、王愷、桓溫、庾亮等人，搞腐敗的搞腐敗，搞小圈圈的搞小圈圈，搞政變的搞政變，禍國殃民，下場自然也慘。談談魏晉和南朝的門閥士族問題，啥是門閥？士族，基于氏族，同為仕族，歸於世族。這個生動的古代政治標本顯示，利益集團的形成，也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東漢後期的士大夫中，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公務員世家。因為當時士人主要通過察舉、征辟出仕。被舉、被辟的人成為舉主、府主的門生、故吏。如果出於公心，你舉薦來他做官，賢能上任，自然沒有問題。
可是，現在問題偏偏來了。有的門生、故吏不論才德，為了利祿不惜諂附、賄賂以求固結。部分大官僚也樂得與自己的門生、故吏結成利益集團，以增加自己在朝中的政治能量。兩者是可取所需，這就形成一個巨大的既得利益群體。從魏晉到南朝，愈演愈烈，以至於後代無論何人修史，這些都成了繞不過去的奇葩現象。
當年權臣王愷和石崇斗富的故事，相信各位看官都耳熟能詳。有錢就是任性嘛。只是大家想想，窮奢極欲搞攀比，他們糟蹋禍害的，還不都是民脂民膏？王愷曾經設宴會，讓女伎吹笛。女伎吹得稍微不合聲韻，就被王愷活活打死了。當年劉邦打下漢天下，收拾民心使用的就是古代司法公平的1.0版，即「殺人者死，傷人者及盜抵罪」。
一個視生命尊嚴和法制約束為無物的社會，他的體制大概是漸漸病入膏肓了。當時的組織風氣和社會風氣很不正常。東晉有個尚書令叫刁協，頗有那個時代「三嚴三實」身體力行者和奮力捍衛者的味道。這樣一個高級官員，因不肯與當時門閥世族相沉浮，不滿他們凡事崇上抑下，而且對優遊無事、貪污腐化、朋黨比奸、趨炎附勢的風氣深惡痛絕，成了當時士族山頭頭目王敦的眼中釘肉中刺。最後王敦甚至假借「清君側」的名義，在武昌動用國家公權和暴力機器舉兵伐之。
這就不難理解了，為何搞「山頭主義」封閉圈子那一套，必然會出事。因為門閥士族，就是通過仕宦途徑和婚姻關係來維護門閥制度，形成封閉性集團。這種封閉性和排他性，必然給政治穩定帶來種種動盪不安。這種等級森嚴的士族制度，只要進入他們的核心圈子，就可以坐上火箭飛昇，平流進取，坐至公卿，比什麼西山會快多了。至於文武才能，吏治考績，那些都是浮雲。一個祖上資蔭，便可抵祖逖北伐之功。
梁時流行一句諺語：「上車不落則著作(郎)，體中何如則秘書(郎)」。意思是說，那些士族子弟生下後，只要到坐車掉不下來的年齡，便可做著作郎；只要會寫兩句信中問候的客套話，便可當秘書郎。所以紈褲子弟們，一個個熏衣、剃面、傅粉、施朱，打扮得妖裡怪氣，還要裝得從容出入，望若神仙。
這樣的接班人，能靠得住嗎？這樣的政治，豈止是腐敗兩字所可以概括。套用千年以後美利堅的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裡所說的，門閥士族的政治體制發生了所謂的固化，固化到一定程度就失去了彈性。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凡是固化的東西，不是被風乾，就是要壞死。因為環境、社會和這個世界變了，可是政治體制沒有辦法去推動質變，來適應外部環境和社會內在的變化，那麼這個政治體制就發生了政治衰敗。衰敗的最直接表現，就是魏晉南朝長期積貧積弱，面對北方的少數民族政權無能為力。
有人說，任何政治制度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存在封閉的慣性和傾向。但如果要繼續發展下去不至於車顛船覆，則必須改弦易轍秉持一定的開放性才行。比如後來隋唐遂行的科舉制，就是對門閥士族制度最好的糾偏。選賢任能，保持社會流動通道暢通，這種思路，即使在今天看來，依舊是行之有效的。
有的人卻與此背道而馳。甚至發展為家族式腐敗，為此不惜全家腐，落了個要在監獄裡照全家福的下場。究其原因，一個重要的節點就是「門閥士族」的陰魂觀念不散，比如貪腐都是為了孩子，希望他們讀名校、用名牌，開豪車、住豪宅，甚至將來居高位，子子孫孫無窮饋也。
還是舉一個洋人的例子吧。巴菲特腰纏萬貫，但他並不準備將自己的財產都留給子女，而是逐漸將他擁有的財富捐給基金會做慈善事業。因為人家看得很清楚。巴菲特告誡孩子們說：「那種以為只要投對娘胎便可一世衣食無憂的想法，損害了我心中的公平觀念。」
跑題了，言歸正傳。正是因為階層流動不起來，而士族本身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了南北朝後期，終於發展成為阻礙社會政治進步的種姓毒瘤。王敦、王愷、桓溫、庾亮等人，搞腐敗的搞腐敗，搞小圈圈的搞小圈圈，搞政變的搞政變，禍國殃民，下場自然也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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