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知將軍」和他的詩
1925年到1926年，是張宗昌最牛的年月。多年寄人籬下的他，終於佔據了山東和河北、江蘇的一部，成為國內最有實力的軍閥之一。張宗昌的得勢，令北方數省的土匪流寇歡欣鼓舞，紛紛前去投靠，害得張宗昌的部隊番號一會兒一變，越變越誇張，不長時間，十幾路軍就出來了，更加坐實了張宗昌不知手下有多少槍的傳言。在中國近代上千個大小軍閥中，張宗昌要算名聲最差的一位，文化程度最低，沒上過一天學，人稱「三不知將軍」：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槍，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錢，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所謂的「不知」，實際上講他這三樣東西特別多。第一個「不知」，前面講過，投奔他的土匪流寇太多，全憑投靠者自己報數，報一千增加一個團，報一萬增加一個師，部隊總是在擴軍，確實沒法統計得清。第二個「不知」也是貨真價實，張宗昌的統治，是天底下最不講規矩的統治，各種捐稅和攤派，幾乎無日無之，搜刮之酷烈，無人能及，而且沒有其他軍閥或多或少都要顧及的鄉土情誼，對自己的家鄉也一樣下黑手。過去相聲界諷刺韓復矩的事情，實際上都是張宗昌的原型(作為河北人的韓復矩，對山東倒還有幾分憐惜)。除了搜刮以外，張宗昌還有一大宗來錢的路，就是公開地走私、販毒，其實這種事每個軍閥都要沾，但都沒有他張宗昌幹得這樣肆無忌憚。同樣精於此道的小軍閥孫殿英是個N姓家奴，跟誰都跟不長，就覺得跟張宗昌舒心。第三個「不知」自然也不是人家冤枉他，張宗昌的確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個小老婆。張宗昌隨身「攜帶」的小老婆就很多，據說是「八國聯軍」，有好幾個國家的。此公走到哪裡都樂意將他的姨太太隊伍帶著，甚至出入外國使館也不例外，一隊馬弁和一隊姨太太，這是上過外國報紙的。除此以外，他老先生走到哪裡都要逛窯子，看上哪個窯姐就帶出去給他做老婆，租間房子塞進窯姐，外面掛上「張公館」的牌子，再派上個衛兵，他張宗昌就算又多了一位姨太太。不過幾天以後，這個姨太太就被忘記了，衛兵開溜，姨太太再做馮婦，重操舊業。此地的閒漢再逛窯子，總會叫：走，跟張宗昌老婆睡覺去！這話傳到張宗昌的耳朵裡，他也就一笑置之。
張宗昌雖說混，但能在那個競爭激烈的時代裡嶄露頭角，卻也不是沒有他的過人之處。頭一條，有點歪心計。張宗昌治軍是一筆糊塗賬，士兵既無訓練，也無紀律可言，但他看準了那個年月中國軍人都被洋人打怕了，看到高個子藍眼睛的白人兵就打哆嗦。所以趁俄國革命，東北充斥了流亡的白俄之際，他收編了一萬多白俄兵，每仗都令這些白俄打前鋒，其他軍閥的士兵，碰上這些喪家的洋鬼子也照樣腳軟。所以張宗昌就總是贏，從東北一直打回自己的老家山東。其次是有點急智，當年在張作霖手下混事的時候，張作霖委託洋學堂出身的郭松齡整肅軍隊，郭早就想拿張宗昌開刀，一次視察張宗昌的部隊，兩下一碰，話說岔了，郭張口便罵，操娘聲不絕於口。誰知張宗昌接口道：你操俺娘，你就是俺爹了！隨即給郭松齡跪了下來，害得比張宗昌年輕好多歲的郭松齡紅了臉，整肅也就不了了之了。顯然這種急智，還得配上過人的厚臉皮才行。
據有關人士考證，在1925年張宗昌統治山東期間，曾經花重金，請出清末最後一科的狀元王壽彭做山東教育廳長，並拜王為師，讓這位狀元公教他做詩，結果是出了一本詩集《效坤詩鈔》(效坤為張宗昌的字)，分贈友好。這位狀元據說本來不該是第一，只因殿試的時候正好趕上西太后的生日，主事的人為了拍老佛爺的馬屁，故意將個叫壽彭(壽比彭祖)的人提到前面，好讓老佛爺第一眼就看見吉利的字眼，龍心大悅。按說雖然清朝最後一科考的是策論，但混到了狀元，帖試詩總是做得的，不知怎麼，這位王狀元待到教學生的時候，居然一色的薛蟠體。其實就是不做這番考證，看著這薛蟠體的「詩」，讀者大概也能相信，我們的張效帥的確做過詩的。
其實張宗昌當時不僅做過詩，而且還印刷出版過《十三經》。據看過張版《十三經》的印刷業人士說，那是歷史上印刷和裝幀都最好的《十三經》。在大印《十三經》的同時，張宗昌還讓王狀元整頓山東的教育，在學校裡提倡尊孔讀經，規定學校裡必須設經學課，說是要挽回道德人心。看來我們的張效帥跟薛蟠確有不同，做詩不是和妓女戲子逗著玩，主要是為了偃武修文。
耀夠了武的有權有力者，總是免不了要弄點文。從小的方面講，是他們總以為自家應該能文，甚至做詩。隋煬帝不是說過，就是跟士大夫們比詩才，他也應該做皇帝的。從大的方面講，修文是為了更好地統治，畢竟在中國這個「詩之國」裡，修文或者能文的統治者，總是可以獲得更多的統治合法性。因為「文」在古意裡，也包含道德，修文也意味著以德治國，退一萬步說，至少讓眾多的文人士大夫心裡感到踏實。原來上頭的跟我們有同好！明朝的永樂皇帝朱棣奪了侄子的鳥位，殺夠了人(對建文的忠臣夷十族)，於是有了《永樂大典》。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後，清朝有了《古今圖書集成》，有了《四庫全書》。當然到這個時候就用得著文人了，於是皇帝身邊圍了一群能文能詩的「上行走」，有權的大臣身邊有能文能詩的清客，大家都圍著一個中心詩酒唱和。傳到我們的張宗昌了，身邊來了一個狀元公王壽彭，於是大家都不再稍遜風騷，不僅書編出來了，而且有詩傳世。只是當年的乾隆皇帝留下了四萬多首(寫了可能有上十萬)，而張宗昌才薄薄的一小冊，難怪康乾盛世總是那麼讓人看好，說也不夠，寫也不夠，演也不夠。
有權的人只要肯寫，肯定會有人叫好，而且是轟然叫好，就像《紅樓夢》裡大觀園剛建好，寶玉題詩的時候賈政的清客所做的那樣，叫好必然搔到癢處。乾隆文思泉湧，逢事必詩的時候，自是喝彩聲一片；當年張宗昌寫出詩的時候，據說也反響異常，王壽彭就捻著鬍子擊節讚賞，還為之“潤色”估計是改錯字。大家一叫好，能夠始終保持清醒頭腦也就難了，用不了多長時間，皇帝或者准皇帝都變了詩人，以為自己就是此中高手，再下去天下的詩文好壞優劣，也都待皇帝的金口玉牙來評判了。於是文網張開了，文字獄出來了。張宗昌雖然在寫詩方面略遜於前朝的皇帝，但以言罪人的政績，卻不讓古人專美於前，他和他昔日的主公張作霖，殺記者都有那麼兩下子。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武夫在忙於戰事的時候，對那些亂嚼舌頭的新派記者倒還能容忍，一旦開始吟詩作賦，偃武修文了，新派知識分子的腦袋也就有麻煩了。
清朝有人因寫了「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之句，丟了腦袋，那是冤枉的。我想如果不是冤枉的，用來寫成匾，掛在康熙、乾隆老兒的以及張宗昌的書房裡，那該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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