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史上諸葛亮七擒孟獲產生的「副作用」
三國時代基本上是曠日持久的「內戰」時代﹐在對外作戰方面﹐鮮有「傳奇」。但鮮者﹐並非無有﹐只是少見﹐東漢末期乃至三國近一個世紀﹐中原之外患並未停息﹐從北到南均有「夷犯」﹐令三國部隊不得不騰出空來﹐對外征戰。其中最著名的戰例有兩起﹐一是曹操北征烏桓﹐二是諸葛亮南征孟獲。後人在評價這兩起「外戰」時﹐大多「愛憎分明」。對曹操北征烏桓﹐貶者居多﹔對諸葛亮南征孟獲﹐讚譽一片。當然﹐一起征戰﹐均有利弊得失､正反面兩方作用。三國這兩起「外戰」中﹐諸葛亮南征的「閃光點」名載史冊。那就是以「攻心」為上､「七擒孟獲」的傳奇。這場外戰史書多有記載﹐「七擒孟獲」的傳奇大多得到公認。傳奇不是傳說﹐有一定的史實依據。正面評價﹐「七擒孟獲」是儒家文化「仁者無敵」的延伸與昇華。這也是最能體現諸葛亮具備「正統漢才」的戰例﹐諸葛亮的「正統漢才」﹐吸取了先秦兩漢以來儒家的「德治」與法家的「刑治」思想﹐治軍偏重於法﹐理政則偏重於儒﹐但其核心思想仍為儒家思想。面對周邊甚多少數民族地區﹐諸葛亮提出了他「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的對策﹐體現了「漢才」的寬仁。這對於收服「南夷」的人心﹐無疑起到了正面作用。彝族首領孟獲最終對諸葛亮的「漢才」感佩不已﹐那裡不僅有「智勇」﹐更有「仁義」。
然而﹐後人在總結「諸葛亮式的外戰」成功經驗同時﹐往往忽略了硬幣的另一面﹕「諸葛亮式外戰」既有長效的正面影響﹐也有一個長效「副作用」。這個「副作用」不是「雞蛋裡挑骨頭」﹐而是「疾在腠裡」﹐只是不經細觀﹐不易察覺。諸葛亮南征﹐又稱南中平定戰﹐主要征戰對象是南方彝族叛軍﹐由於戰爭發生在先帝劉備夷陵大敗､蜀軍元氣大傷之際﹐所以南征軍力有限﹐總兵力大約在3萬人。
戰役結束後﹐蜀軍「不留兵﹐不運糧」﹐孟獲「因禍得福」﹐被正式授予官府要職御史中丞﹐諸葛亮不留兵﹐是想「淨身出戶」地走出南中﹐但是﹐他還是留下了「非物質遺產」﹐這個遺產就是「因夷而貴」､「因犯而養」的範例。諸葛亮「夷人治夷」﹐對拉攏當地人心是有好處的﹐但震懾力卻大打折扣﹐尤其是對於犯漢的外族雖然不是一場大戰役﹐但畢竟派出了3萬軍人﹐血淋淋的戰爭﹐變成了「捉放遊戲」﹐沒人計算這場「遊戲」中川軍死了多少人﹐但是七場廝殺﹐連野獸大象都上陣了﹐不可能是「兵不血刃」的虛擬戰爭。川軍的生命﹐如此無辜﹐自己隊伍的人命如此不值錢﹐就為了陪孟獲玩？夷人不該為此付出代價嗎？恩有了﹐德發揚光大了﹐但威何在？
至此﹐「諸葛亮式外戰」的兩個副作用暴露明顯﹕一是德有餘﹐威不足。二是夷敵優待。它發出的是「犯境夷狄﹐反得優待」的信號﹐這種模式成為傳統﹐就會長效作用﹐把「夷」慣壞。事實也確實如此。「諸葛亮式外戰」其實是自漢以來﹐受到儒家洗禮的中國軍隊﹐確立的對外征戰的一個基調﹐「懷柔遠人」､「尚德抑武」之經﹐為對外征戰的漢軍的牙齒裝上了「牙套」﹐「自律」了大國手腳。
儒家文化「仁､義､禮」﹐強調大國要對小國施之以禮﹐不欺壓和威脅小國的生存。因而皇帝往往推崇「懷柔遠人」「尚德抑武」的精神﹐以道德感化外邦﹐來表達自己仁慈的胸懷。「統而不治」､「撫而不治」是為常用手段。中國君主推行德化外交﹐以求得藩國的對宗主國的感化﹐從而實現大同理想。
但是﹐這種手段基本上是感化的產物﹐夷狄不會感激大於恐懼﹐沒有「治」上的介入﹐夷狄部落也不會真正與中國融為一體。可以想見﹐如果諸葛亮征戰的是北方遊牧部落﹐無論怎樣感化﹐是很難「喂飽」對方的。到頭來﹐得到的﹐很可能是「東郭先生」的下場。諸葛亮南征之後﹐孟獲不再反﹐不排除是感化的原因﹐但更不可排除的﹐是利益的換算﹐小小部落首領﹐享受著蜀漢「大國」的「貢奉」﹐比搶來得還容易﹐還香甜﹐優哉遊哉﹐何樂而不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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