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小販引發的流血慘案
世界是複雜的，歷史也是複雜的。許多歷史事件常常具有雙重性或多重性。如果人們只看到其中一個方面，就很難掌握全貌；而當人們為了某一目的，有意突出、誇張、強調其中的一個方面時，事件的面貌往往就更難於認識。「二二八事件」發生於上一世紀的台灣。多年來，人們對它的態度與感情大異，因之敘述與評價亦大異。今天，當我們重新審視這一曾經給台灣人民帶來巨大傷痛的事件時，必須採取冷靜、超脫的客觀立場和嚴格的科學態度，遠離一切狹隘的功利需要，還原歷史本相，最大限度地追求歷史的真實，建立對這一事件的真實可靠的論述。
眾所周知，「二二八事件」是起源於緝私員暴力執法與軍警單位處理失當引起的民眾運動。台灣光復後，行政長官公署成立煙酒專賣局，統制煙酒產銷，禁止私制及進口。1947年2月27日下午，專賣局緝私人員葉德根等6人到台北南京西路太平町巡搜，查獲小販、寡婦林江邁販賣私煙，林婦跪地苦苦哀乞，圍觀民眾幫同求情，緝私人員不予理會，葉德根用槍管打破林婦頭顱，以致鮮血直流，激起群眾不滿。緝私人員傅學通見勢逃走，被人追拉，掙脫後即將子彈上膛，後又被人抱住，葉德根開槍，擊中看閒路人陳文溪(當晚身亡)。群眾憤而燒車，包圍警察局、憲兵隊，要求立即處決兇犯。
2月28日上午，《中外日報》記者周青、吳克泰所撰現場報道見報，發向全省。同日，台灣省政治協會等發起抗議。陳文溪系大流氓陳木榮之弟，因此，抗議活動一開始即有部分流氓參加。群眾鳴鑼罷市，包圍並搗毀位於本町的專賣局台北分局。下午群眾四五百人遊行，以「嚴懲殺人兇手」的橫幅標語及「獅鼓」為前導，向行政長官公署請願，衝擊公署大門。其間，出現搶奪警衛槍支及開槍射擊衛兵情況，衛兵還擊，當場打死3人、打傷3人，逮捕6人。群眾情緒更為激昂，在各處毆打外省人，同時進佔位於台北公園內的廣播電台，向全省廣播，批判政府的貪污腐敗，號召各地民眾驅逐貪官污吏以求自存。3月1日，全台各地紛紛響應，從要求懲凶發展為政治抗爭。
自1945年光復以來，群眾對台灣國民黨當局的施政本多不滿。例如，在政治上，台灣與內地各省不同，實行行政長官公署制，集行政、軍事、財政以至立法、司法諸權於長官一身，類似於日據時代的總督。在行政長官公署的官員中，外省人過多，台灣人過少，副處長以上官員僅有台民1人；全省簡任官214人，本省人僅12人。在經濟上，實行嚴格的統制，煙、酒、火柴等日用品均實行專賣，官辦的專賣局、貿易局幾乎壟斷台灣的進出口貿易與工業的方方面面，企業家以及小本商人均遭束縛。這一時期，通貨膨脹，物價高漲；糧價過高，失業嚴重，大批復原返鄉的原台籍日本士兵就業無門。此外，官員貪污腐化，軍隊紀律不良。行政長官陳儀繼承的是一個爛攤子，雖有心求治，也採取了開放輿論等開明措施，但剛愎自用，不明省情、民情。
凡此種種，都使台灣民眾長期憤郁、壓抑。當時，台灣民間有「五天五地」之說：即「驚天動地(盟軍轟炸)、歡天喜地(台灣光復)、花天酒地(接收官員)、黑天暗地(暴政統治)、呼天喚地(物價飛漲)。其中後三個短語正反映出台灣人民的強烈不滿。現在，由於緝私中的處理不當，這種憤懣終於找到突破口，群眾的情緒就像長期運行地下的岩漿，一朝噴發了。
可以看出，專賣局緝私人員的行為屬於恃強凌弱的暴力執法，而台灣民眾的行為則屬於抗暴自衛和反對惡劣政治，有其正義性與合理性。但是，一旦群體性事件爆發，由於參加者人數多，成員複雜，自發性強，衝動性強，就很難要求每一個人，每一個步驟都中規中矩，合理合法。
無可否認，「二二八事件」中，有情緒性的打、砸、搶、燒等非理智行為，也有方向性的謬誤。例如，將台灣民眾和國民黨台灣當局的矛盾當做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矛盾，從而激起對外省人的普遍仇視。1947年2月27日下午，就有人張貼「打死中國人」的標語，高喊：「阿山(外省人)不講理」、「豬仔太可惡」，「台灣人趕快出來報仇」等。1947年2月28日，更出現「打阿山」的號召，於是，在這種狹隘的地域主義、鄉里主義情緒的支配下，對「外省人」的暴力行為不斷發生。
關於當時外省人被慘殺、侮辱的狀況，唐賢龍的《台灣事變內幕記》等書有幾則觸目驚心的記載，摘錄如下：
1、在台中市，煙酒專賣局科員劉青山從辦公室走出，即被推倒、圍毆。後入台中醫院治療，第二天晚上，十餘人衝入醫院，割去劉青山的耳朵、鼻子，挖出兩眼，再加毆擊，直至斃命。
2、在台北橋附近，外省小孩在路上被流氓抓住，一個人抓左腿，一個人抓右腿，將小孩撕開，屍體被丟到水溝裡。另有兩個小學生，路遇暴民，暴民一手執一學生，將兩人的頭猛力互撞，直至腦血橫流，旁觀者拍手叫好。在萬華附近，一小孩被捆綁雙腳，暴徒將小孩頭倒置地上，用力猛擊，使腦漿流出，拋於路旁。
3、在台灣銀行門前，有一職員從辦公室走出，即被暴民當頭一棍，打出腦漿殞命。適逢一對青年夫婦路過，又被暴民圍住，吆喝喊打，拳腳交加，棍棒齊飛，二人均被打得血肉模糊而死。
上述暴行，令人髮指，應視之為騷亂。它們不具有任何正義性與合理性。
「二二八事件」既是台灣人民的抗暴運動，同時又是無理智的騷亂，其中還有外國勢力影響和操縱下少數人的「獨立」和「托管」活動，三者交錯混雜。在台灣各地普遍發生毆殺外省人，並且奪械暴動的情況下，為了恢復社會正常秩序，南京國民政府出動少量武裝力量有其必要。但是，蔣介石既堅決反共，又堅決反對台灣獨立。早在事件發生前，蔣介石就指示陳儀：「據報，共黨分子已潛入台灣，漸起作用。此事應嚴加防制，勿令有一個細胞遺禍將來。台省不比內地，軍政長官自可權宜處置也。」自然，陳儀等人以「反共」和「反台獨」名義而採取的各項舉措都易於得到蔣介石的支持。
事件發生後，蔣介石雖然迅速確定「現時惟有懷柔」，並且先後派白崇禧、魏道明到台灣貫徹這一政策，以「寬大」為要旨，但是，他對陳儀函電中所一再流露出來的強力鎮壓、制裁的意見並未駁正，事實上採取默認態度，對赴台軍隊的行動方針、任務、紀律缺乏嚴格而明確的規定，及至軍隊抵台，產生陳儀濫施捕殺、「台民恐慌」等問題後，蔣介石才下令制止，但猛虎出籠，錯誤已經鑄成，糾正無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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