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改革帶來脆弱的霸業
管仲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成功的改革家，也是商人從政的成功代表。在他的主持下，齊國進行了一場內容豐富的綜合性改革，使偏於一隅、不佔優勢的齊國成為春秋時期第一個稱霸的國家。然而，齊國一世而衰，管仲創造的奇蹟未能像商鞅變法那樣使一個國家持續強盛。春秋時期，齊國的齊桓公是個有政治理想的人，他既想坐穩國君的位子，又想在諸侯爭霸中搶得先機，但擺在他面前的現實卻與目標相去甚遠。齊桓公知道要實現自己的目標必須任用能人，他看中了一個人，名叫鮑叔牙，但鮑叔牙認為自己的才能只夠輔佐齊桓公做一個守成之君，無法實現稱霸的夢想，於是推薦了自己的好朋友管仲。齊桓公於是拜管仲為國相。
按照當時的標準，管仲實在不是國相的理想人選，他家境貧寒，並非世家貴族；早年為謀生與別人合夥做過一些小生意，每次總因為多佔紅利而讓夥計們看不慣；參軍打過仗，每次衝鋒都躲在後面；做過幾次小官，每次都因為表現一般而被免職… …一個出身低下的商人，一個連本職工作都做不好的人，把整個國家交給他治理，這不是開玩笑嗎？
但是齊桓公費盡心思把管仲接回齊國，在他沒有脫下囚衣時便迫不及待地宣佈了國相的任命。齊桓公最關心的是如何稱霸，他為此向管仲求計。管仲要他別急，因為稱霸之前必須先做好幾件事。
管仲認為要稱霸先得兵強，要兵強先得國富，要國富先得民足，所以他的改革邏輯很簡單。管仲認為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作為一名商人，理財是管仲的強項，他改革的重點首先放在了經濟領域。為解決「民足」問題，管仲提出了「六興之策」：闢田疇、利壇宅、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牆屋，這是「厚其生」；發伏利、輸墆積、修道途、便關市、慎將宿，這是「輸其財」；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渚、潰泥滯、通鬱閉、慎津梁，這是「遺其利」；薄征斂、輕徵賦、弛刑罰、赦罪戾、宥小過，這是「寬其政」；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吊禍喪，這是「匡其急」；衣凍寒、食飢渴、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這是「振其窮」。
也就是通過全面搞活經濟、鼓勵生產、減輕賦稅、調節貧富、加強社會救助等使百姓充分富足，在這一系列措施中尤其以大力發展手工業和商業、推行自由貿易、鼓勵消費等最為引人矚目，作為2600多年前的一場綜合性經濟改革，其技術層面具有劃時代的先進性。
通過這些措施，「民足」很快得以實現，齊國的經濟出現了繁榮，但「民足」不等於「國富」，在缺乏有效制度安排下，社會財富只會向貴族、大臣等既得利益者集中，管仲也深知這個道理，所以在搞活經濟的同時推出了「四民分業」、「官山海」等措施，保證了國家財富的積累。經濟發達、貿易繁榮為國家帶來了豐富的稅收，鹽鐵專賣等又使國家增加了額外收入，齊國的經濟實力大為增強，迅速成為「經濟強國」。
「民足」、「國富」為「兵強」提供了經濟基礎，在齊國的軍事建設方面，管仲同樣推行了改革，不僅擴充軍備，而且從體制上加強了國家對軍隊的控制力。過去，由於行政權、財權的分散，軍隊實際上分散地掌握在貴族、權臣們的手中，國君對外用兵必須與他們商量，常常遇到討價還價的情況，這樣的軍隊自然缺乏戰鬥力。為解決這個問題，管仲提出了「鄉里建設」的構想，把齊國分為15個鄉，每個鄉分為10個連，每連分為4個里，每裡分為10個軌，每軌由5戶構成。如果每戶徵兵1人，每個鄉就能徵兵2000人，把5個鄉的兵源集中在一起就是1萬人，編為1個軍。
這樣齊國的常備軍就有了三個軍，總兵力保持在三萬人左右，這個數字在後世也許不值一提，但在當時的諸侯國裡絕對是了不起的規模。不僅軍隊的數量可觀，而且士兵按照「鄉里制度」層層徵召上來，打破了原有的權貴壟斷，國家此時也有能力提供軍費支出，所以這支軍隊被牢牢地掌握在了國君的手中。
齊桓公終於可以用這支軍隊稱霸天下了，但齊國的爭霸之路與後世許多國家不同，它很少四處征伐，而是用諸侯會盟的形式體現霸主的權威。公元前681年，齊桓公在鄄地召集宋、陳、蔡、邾等四國會盟，在春秋時代第一個代替周天子充當盟主。在這次會盟中，齊桓公因為打出「尊王攘夷」的旗號而受到周天子的肯定和賞賜，齊桓公於是成為春秋時代的第一個霸主。
公元前656年，齊桓公率領各諸侯國的聯軍進入楚國，質問楚國為何不按時向周天子進貢祭祀所用的茅草，在強大的軍事壓力下楚國不得不低頭認錯。齊桓公在位42年，其間真正的對外打仗只有兩次，一次為保衛燕國擊退山戎，一次為保衛邢國擊退狄人，而主持諸侯會盟有九次之多。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奇蹟成為以後亂世爭雄者們的夢想，曹操在《短歌行》中讚嘆道：「齊桓之功，為霸之道。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一匡天下，不以兵車。正而不譎，其德傳稱。」
然而，齊國的輝煌僅曇花一現。公元前644年管仲去世，臨終前向齊桓公推薦隰朋任國相，不巧的是隰朋這一年也死了，與他有「管鮑之交」的好友鮑叔牙也死於該年。第二年齊國就發生了內亂，齊桓公被軟禁後活活餓死，死後60多天竟無人知曉，其後晉、楚、吳、宋等諸侯國先後崛起，齊國陷入長期低迷。
齊國為何「一世而衰」呢？有人認為主要原因是用人不當，齊桓公晚年出現了豎刁、易牙、開方等小人，他們最後禍亂了齊國，正是齊桓公用人不當、管仲薦人不力導致了小人弄權，齊國迅速由輝煌走向了衰落，所以蘇洵在《管仲論》中說：「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
還有人認為主要原因是制度建設問題，管仲的改革多為人治而非法治，許多改革措施沒有像商鞅變法的二十等爵制、戶籍制、什伍連坐制那樣成為制度固化下來，今後無論誰執政都不影響政策的執行，而齊國隨著改革決策者和主要推動者的離去，改革事實上也消失了。
這些說法各有道理，但或許並不是問題的要害，「管仲奇蹟」未能持續，更重要的原因也許與改革措施本身相關。管仲善理財、以商治國，固然創造了經濟的繁榮，國家財力因此大增，甚至打造出了數量可觀、裝備優良的軍隊，但這些繁榮和強盛又是脆弱的。
齊國創造了對內對外貿易的繁榮，因此賺了很多錢，然而商業的本性重交易而輕生產，這增加了經濟的不穩定性。又因為商業獲利更容易，人們既然可以通過這條渠道致富，就會把它作為優先方向，不僅繁重的生產勞動不被大家羨慕，更不會冒著生命危險去戰場上廝殺以博取向上晉陞的機會，這是以商治國的弊端，至少在那個時代「商戰」不如「耕戰」更為堅實牢靠。
齊國擁有大量的甲士和戰車，但無法解決「為誰而戰」的問題，這是機製造成的。也許管仲看到了這一點，所以他曾提出了著名的「利出一孔」思想，強調國家對百姓和一切社會資源的絕對控制，強調百姓希望得到的一切都由國家來掌握、分配和賜予。但仔細考察一下，這句話也許只是一種主張而非業已達成的現實。
在一個重商主義和自由貿易盛行的社會，很難完全控制人的思想、利益和慾望，自然也無法完全控制人的行動，「利出一孔」更像是為爭取君王對改革的支持而提出的口號。對一個國家來說民不富、國不富是「萬萬不能的」，但只有民富、國富也不是「萬能的」，由民富、國富到兵強、國強再到實現持續強盛，有時差的還真不是一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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