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祠與司馬遷死因探析
司馬遷(前145或135~？)﹐字子長﹐西漢左馮翊夏陽(陝西韓城)人﹐中國古代著名史學家。作為繼孔子之後中國史學第一人﹐司馬遷及其《史記》對中國歷代正史的編纂有著決定性影響﹐其地位絕對無人可以替代。因此﹐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史學工作者研究的一項重要內容。當今史學界﹐在眾多學者共同努力下﹐對司馬遷的史學地位､《史記》的思想和成就及其對後人影響等問題﹐都有非常深刻的闡述。但是﹐到目前為止﹐仍然有一個基本問題沒有形成共識﹐即：司馬遷到底死於什麼時間﹐以及他的死因是什麼？當今史學界﹐關於司馬遷死因﹐主要存在兩種影響較大的解釋：自殺說和武帝斬殺說。
首先﹐影響最大的是自殺說。持這種說法的學者和文章很多﹐比如方平權《(報任安書)三題》､肖國興《從(報任安書)看司馬遷的生死觀》等﹐這種說法﹐主要是從兩個角度展開分析﹐即一是以司馬遷《報任安書》為依據﹐認為在該信中﹐司馬遷已經有多處表現出自殺傾向。二是從《史記》內容表現的思想傾向得出同樣結論。
上述認為司馬遷是自殺的學者﹐不管是根據《報任安書》﹐還是根據《史記》本身對自殺行為的讚歎﹐都把遭受宮刑作為司馬遷心理變化的根本理由﹐並從此推導出《史記》完成後不久﹐司馬遷即自殺的結論。這種推導方法﹐看似比較合理﹐但也存在無法自圓其說的地方。假如真的如此﹐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裡面不會不有所反映﹐但我們今天仔細閱讀一下該文﹐雖然存在眾多嫉憤之辭﹐但卻沒有直接的文字表達出自殺傾向。而更為重要的是﹐《史記》被楊惲公佈以後﹐曾有大量的學者進行《史記》的續補工作﹐在班彪《史記後傳》之前百年間﹐尚有褚少孫､劉向､劉歆､馮商､衛衡､揚雄､史孝山等十六人﹐這些人有不少生活時間與司馬遷非常接近﹐比如褚少孫的續補工作即開始於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馮商開始於成帝綏和元年(前8年)﹐如此多的學者的續補之作都未涉及到司馬遷的死亡時間﹐這種情況本身就可以說明司馬遷去世之時並不為多數人所接觸。
其次﹐另外一種影響較大的說法認為司馬遷是被武帝所殺。
這種說法的影響也較大。其具體說法也可以分為三類：一類看法認為《史記》過多記載了漢朝初年尤其是武帝時期的政治弊端﹐從而觸怒了漢武帝﹐再加上《報任安書》中過多的嫉憤之詞﹐刺激了武帝﹐從而牽連於任安獄中﹐而出於避諱或者政治考慮﹐後人有意避免去記載司馬遷的死因﹐當然其死亡時間也就無從說起﹔另一類看法則認為司馬氏因為世代擔任天官職務﹐負責解釋天文異象﹐這與漢武帝獨掌大權的要求相衝突﹐故被其有意識的疏遠､消滅﹔第三類看法則認為司馬遷死於漢武帝末年的長安巫蠱大獄。
其中﹐第一類影響最大。郭沫若在他的《關於司馬遷之死》這篇文章中﹐即認為司馬遷《報任安書》是「充滿怨言」的﹐正是這種對皇帝和政府的不滿之辭導致司馬遷在任安死後不久即被處死﹐此外在分析桓寬《鹽鐵論·周秦》中所載的「載卿相之列﹐就刀鋸而不見閔」中的「就刀鋸」三個字時﹐即是指司馬遷在被處宮刑後再次下獄致死。聶石樵､陸永品等人雖然對郭氏解釋在細節上有所批評﹐但結論大致相同。
這種說法雖然看起來確實言之有據﹐並且班彪的相關言論似乎也證實了這個問題有很大可能性﹐即他所說的：「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至於采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務以多閱廣載為功﹐議論淺而不篤﹐其論學術﹐則崇黃老而簿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遊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弊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
但﹐根據司馬遷《史記》中的相關言論﹐如「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 …最下腐刑﹐極矣。」「草創未就﹐適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可以發現﹐在漢代宮刑亦在「極刑」之列﹐所以班固在傳後贊中道：「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智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因此﹐《漢書》本傳中的「極刑」二字只能說明司馬遷遭受非人道待遇﹐而不能作為他最後是被武帝殺害的證據。
通過上文可以發現﹐上述兩種說法都存在值得商榷之處。那麼司馬遷到底因何而死？通過《史記·太史公自序》和《漢書·司馬遷傳》的相關內容﹐可以發現司馬遷在李陵之獄後﹐心態發生了很大變化﹐逐漸淡出了當時的政局。那麼﹐是否可以由此推論﹐司馬遷在完成《史記》後﹐辭官隱居而亡？
司馬遷的心態變化﹐《報任安書》反映非常明顯。在這篇文章中﹐司馬遷表達了其憤懣之情﹐但他憤懣的對象到底是誰？則值得思考。以往分析這篇文字時﹐多把矛頭指向漢武帝﹐但司馬遷以周公､孔子的繼承者自詡﹐他編纂《史記》的重要目的正是為了正君臣之義﹐即他對壺遂所說的：
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為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誅死之罪… …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
以宣揚《春秋》之義為己任､提倡君臣大義的司馬遷是否會為了報復就改變花費自己一生心血的著作的宗旨﹐這本身就是一個難於回答的問題﹐更無論他受宮刑後的地位並不低﹐為中書令﹐尊崇任職。兩種因素共同作用﹐司馬遷到底對漢武帝有沒有太大的不滿也值得考慮。但在《報任安書》中﹐確實又存在許多不滿之詞。這些言辭到底是對誰而發？本文認為這些不滿之辭主要是針對當時的在朝諸臣。該書中有兩個地方能說明司馬遷憤懣原因所在。
一是李陵案前後朝臣的不同態度。李陵案是導致司馬遷遭受宮刑的直接原因﹐在李陵投降之後﹐朝廷大臣紛紛落井下石﹐「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正是這樣一位勞苦功高的大臣﹐最後卻落得族誅的下場﹐而群臣中唯有司馬遷敢於為其辯護﹐這種狀況使司馬遷對朝臣的道德產生了普遍性的疑問。
另一個重要事件是司馬遷本人在遭受宮刑以前朝廷大臣的態度。漢朝罪過可以贖減﹐如飛將軍李廣即有多次贖罪的經歷。這樣的制度下﹐假如司馬遷家有餘財﹐或者其他交遊者肯給予幫助﹐司馬遷都可以平安無事。但事實恰好相反﹐眾人都對他表現出漠不關心的態度。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想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茸以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
「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這種情況﹐徹底摧毀了司馬遷對廷臣的信心。可以說﹐李陵案和遭受宮刑兩個事件使司馬遷心中生成了對曾與之有交遊關係甚至所有朝廷大臣的怨恨情緒﹐這也可以說明為什麼在身為「故人」的任安向他求救時﹐司馬遷會如此冷漠﹐因為在司馬遷處於類似情況的時候﹐也根本沒有人為他求情或納贖金﹐「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一語﹐正是司馬遷心態的最好寫照。
所以﹐《報任安書》的不滿之辭﹐並非針對武帝﹐而是針對見死不救的諸臣。因此可以說﹐司馬遷晚年在史學「春秋」大義思想的原則下﹐雖然在《史記》中記載了部分武帝時期的政治弊端﹐但不可能將此作為政治報復的工具﹔其《報任安書》雖然有大量的「憤懣之辭」﹐但也絕非針對武帝而發。因此﹐司馬遷晚年死於政治案件的可能性非常低。
最後﹐從另一個方面也可以說明這個問題。根據班固的說法﹐司馬遷受宮刑以後﹐雖然心態發生變化﹐不再積極參與朝廷事務﹐但「為中書令﹐尊崇任職」﹐在朝廷中仍然有一較高的地位。如果司馬遷去世時仍然在朝的話﹐不可能所有的官方記載和時人文集中都沒有涉及﹐以致那些與之前後相續､為其續寫《史記》的文人諸如楊惲､褚少孫､馮商等人都一無所知﹐這種情況即使是在兩漢之際社會混亂､典籍大量焚燬的情況下也極不尋常。所以﹐最大的可能就是司馬遷在完成《史記》以後﹐辭官歸隱﹐直至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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