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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unn36 發表於 2017-1-17 17:47

關公月下釋貂蟬還是貂蟬慘死關羽刀下?

  說到三國,就必須提到中國四大美女之貂蟬。眾所周知,三國中「呂布戲貂蟬」是一段非常精彩的橋段。「長安兵變」之後,這位絕世美女的下落也同樣成為了一個謎團,讓人捉摸不定,更多的人仍在關心著貂蟬其後的命運。不過可惜的是,作者羅貫中也沒有把她的結局交代清楚就草草了事了。只是在第十九回「下邳城曹操鏖兵,白門樓呂布殞命」中,呂布將要敗亡之前,貂蟬有過短暫的出場,勸誡呂布「將軍與妾作主,勿輕身自出」。呂布放棄了陳宮的妙計,被擒身亡。原本那個深明大義、俠肝義膽的貂蟬似乎隨著連年的征戰已經被磨去了原有的稜角,變得碌碌無為,兒女情長了。呂布死後,羅貫中沒有再向讀者介紹貂蟬此後何去何從,也許是被好色的曹操金屋藏嬌,也許是同呂布一樣被處死。羅貫中的這一疏忽竟成了一個讓後人不解的千古謎案。
  我們都很想知道貂蟬究竟長什麼樣,因為她有絕代之美,但非常遺憾,那時沒有照相術,我們只能借助於古人的生花之筆,而羅貫中是以詩來給我們的這種需要提供服務的,這些詩出現在那一幕緊張的戲的開頭,或中間或結尾:
  這是一幕讓人提心掉膽的離間之戲——
  把貂蟬於迷離中的形象,用長鏡頭拉近,以致成為特寫:
  一點櫻桃啟縫唇,兩行碎玉噴《陽春》;
  丁香舌吐街鋼劍,女斬奸邪亂國臣。
  這是《三國演義》裡對貂蟬之美的第二首贊詞。不同的是,其描寫顯然是一幅正面的特寫,但如若再仔細定睛去看,卻發現她的臉慢慢地變得不那麼清晰起來… …
  首先是她的唇,「一點櫻桃」的艷紅從不遠到更近,然後變得深紅起來,點綴在如玉樣光潔的臉上的,原來是美人之唇… …這裡的點綴不獨具有裝飾性的意味,深紅本身即表明的肉質感,讓其變得真實而充滿誘惑。鮑照《蕪城賦》去:「東都妙姬,南國麗人。蕙心紈質,王貌絳唇。」這是在董卓的視線中看到的。唇與性的關聯性,可能引起的聯想,被巧妙地置於詩的意境中。
  爾後,是一個從無聲到有聲的漸進:「兩行碎玉」,即「丹唇外朗,皓齒內鮮。」曹植《洛神賦》,意在由外而內的驗明過程。因為對牙齒之潔白如玉代表的健康年輕,所表現的好感和重視,是一種很明顯的與性相關表露。
  而此後出現的《陽春》曲,讓這一幅境鐘愛動了起來,雖是奇幻之美容,卻有近在咫尺的真實。當然後兩句似與此時的董卓視線中的審美無關,是來自於後來的觀者的心聲。「丁香舌」,是有關味的觸覺被美化後,再去暗示舌的輕動之間性的意識,但猛然之間,怎麼會感覺到竟有鋼劍忽然刺入?這種變化,非電影蒙太奇難以做到。
  貂嬋姑娘究竟長得什麼樣,這種願望,似乎只能依靠如此這般的詩的描寫來滿足,不料卻被帶進了一個似近又遠,且又於溫柔之夢的迷離之中,但在驟變之中,鏗鏘之聲伴有刀光劍影,飛血四濺而驚心動魄,實則比美國電影《謀中諜》更為緊張,扣人心弦。
  這其中似兼有一種怪異,不僅是詩的描寫只給了我們有關於美女間諜的那張巧小的紅唇(巧小本身似更趨近於對年輕純潔女性的象徵),和兩行如玉的皓牙,還有一曲繚繞於耳的笙簧伴奏… …至丁香之舌,吐出的如鶯啼燕歌般婉囀之音,卻又這樣模糊,並不能得出完整清晰的印象。而驟然之間會有刀光劍影突現其間,只是那似乎是這一幕場內場外皆知是戲的唯一看客和主角董卓,以為是真。這很奇怪,但又並不覺得於情理之外,這是為什麼呢?
  須知董卓仍「健俠」。《後漢書》卷七十二《董卓列傳》中有記載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性粗猛有謀。少嘗遊羌中,盡與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為殺耕牛,與共宴樂,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遣之,由是以健俠知名。為州兵馬掾,常徼守塞下。董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為羌胡所畏。「性粗猛有謀」,足見其人被世人評價和經史家鑒定,均為不傻。非但如此,其因有「諸豪帥有來從之者」,竟將耕中殺了,「與共宴樂」,因而「豪帥感其意,歸。」並且「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遣之」,於是董卓便以「健俠」而知名,其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為羌胡所畏。
  然臺上臺下皆知其已中計,其人仍混然不覺,如此忘乎所以?對,問題正在於此。也就是忘記了「所以」,也就是一切,包括忘記稍微想一下,司徒王允所懷何意,竟主動將此如天仙般的美女獻與自己?也許這是其屈服於己的表現,但事情是不是很突然,有沒有蹊蹺之處?這個貌若天仙的年輕女子,她為何會如此獻媚,其不俗之身並不必然會因為卓大人權傾朝野,橫行一方,而轉化為趨炎附勢之仰慕,如此,應非為不俗?
  這也許是小說《三國演義》的一個疏漏,但也並非完全如此,因為卓大人之狂妄,在此前已有輔墊,忘乎所以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我們在這裡卻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就是如此這般認定為真,因為董卓確為呂布所殺,而呂布之所以殺董卓,有史為證,也確實是因為一個女人,《三國誌卷七·魏書七·呂布傳》載董卓性剛而偏,急不思難,嘗十失意,撥水戟擲布。布拳捷避之,為卓顧謝,卓意亦解。由是陰怨卓。卓常使布守中閣,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覺,心自不安。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原結納之。後布詣允,陳卓幾見殺狀。時允與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是以告布使為內應。布曰:「奈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呂布遂許之,手刃刺董卓。
  以上記載有關於呂布殺董卓的原因,一是因為董卓性剛而偏,因為小事,即撥手戟擲之;二是呂布與董卓侍婢私通」,其心自不安,而向司徒王允說:「幾見殺狀」,且憂死不暇。雖然此段史料記載,也有可疑之處即二人誓為父子,董卓對呂布甚愛信之,為什麼會因為小事而撥手戟擲向呂布?而這件或這樣類似的幾件小事是什麼事呢?
  有一點似乎與小說《三國演義》中的描繪是相通的即董卓與呂布二人,確實因為一個女人而結怨。當然,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在藝術化此一情節後,所塑造的貂嬋形象的過程。但是無論讀小說還是讀歷史,都會有同樣的問題即無論是董卓侍婢,還是司徒王允府中歌伎,以此一女子,竟有何能,能使呂布殺了董卓?
  似乎唯一的結論是此女子定為非常人也。對於一個女子,其非常之處,在於能使倆個男人為其因爭風吃醋而引發生殺之事,是不是惟一的原因,只能是此女子容貌非凡?
  這樣去假設,也許並沒有錯,否則還有其它什麼原因呢?也許事實正是如此。但是另一方面的問題是,若僅以容貌本身,恐難以全面。如董卓之淫樂縱恣並不會僅以貌取人。縱然國色天香,以其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身為相國,封郿侯,贊拜不名,劍履上殿的淫威,並不然會放在眼裡,其中隱含的機關是在於,由司徒王允獻貂嬋之舉,所代表的屈服,正是此時董卓欲降百宮所需要的。試想,如果貂嬋為一平常百姓人家之女子,也許早就在禍亂中被與甲兵為婢妾,即使是宮女甚至公主,也免不了被其及兵將奸亂。如《三國誌卷六·魏書六·董二袁劉傳第六》,董卓適值帝室大亂,其嘗遣軍到陽城。時適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斷其男子頭,駕其牛車,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系車轅軸,連軫面還洛,雲攻賊大獲,稱萬歲。入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至於奸亂宮人公主。其兇逆如此。如此殘暴淫亂近乎於獸類者,對於絕色艷麗的貂嬋,因其高絕人塵之美而表示心悅誠服,似乎很難以想像。於此處,我們似可以說是這種在刀尖上跳舞的驚險,讓藝術之美,因人之作為(後人所為),所添加的附會,而成就了其難以超越的絕色。
  貂嬋的不同尋常,來自於事件本身的不比平常,從而免除了在有關於如後人可能的選美中被淪為平庸。雖然有關於我們可以發現,董卓對此之嘆服,僅作為陪襯,即通過其口贊曰:「真神仙人也」,作為一種藝術手法,用以描繪貂蟬之美,可以是一種事實,但也可能是隨口的敷敷衍之說,如前所說,董卓所言,本身並不合乎於其人物性格。但他這樣說了,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司徒王允的降服之舉。
  關於王允,《後漢書·王允傳》載其出身官宦世家,世仕州郡為冠蓋。何進掌權之後,任從事中郎和河南尹,大將軍何進欲謀宦宮,召允謀事,請為從事中郎轉河南尹。獻帝即位時,拜太僕,再遷守尚書令。初平元年,代楊彪為司徒。但在董卓留洛陽時,得到董卓的重用。董卓對於朝政大小,悉委之於王允。然而其另外懷有心機,表面上卻作得讓董卓看不出來,王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董卓亦推心,不生乖疑。也許因為是正史,並沒有王允獻自己府上的歌伎貂蟬的情節,後來其通過呂布刺殺董卓,似乎也與獻歌伎使連環計之事無關。更為讓人疑議的是在董卓當政時,王允卻仕途亨通,初平二年,董卓還長安,錄入關之功,封王允為溫候,食邑五千戶。固讓不受候,受二幹戶。也就是在此之前,王允已有心要除掉董卓,王允見董卓禍毒方深,篡逆已兆,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泰等共謀之。密上楊瓚,士孫瑞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為名,實欲分路征董卓,而後撥天子還洛陽。而此舉已引起董卓懷疑,董卓疑而留之,王允乃引內瑞為僕射,瓚為尚書。由此看來,董卓雖為梟雄,卻也不得不行走於密布機關的官場之中,而王允身為司徒尚書令,其表面順從之下,心懷殺機,董卓雖疑之,卻並未設防。
  問題的關鍵在於,要殺董卓,非王允之心智不夠,而在於該此事有一最大障礙,也就是其子呂布的存在。董卓以呂布為騎都尉,誓為父子,甚愛信之。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候。董卓自知兇恣,每懷猜畏,行止常以呂布自衛。呂布為三國第一好漢,有其成為董卓的護衛,誰都殺不了他,因此比呂布更厲害的,只有貂嬋之美了,這正是前面所說的:「丁香舌吐銜鋼劍,要斬奸邪亂國臣。」
  當然,這仍然是《三國演義》為塑造貂嬋形象的合理過渡。對於呂布的轉變,有關其而私於傅婢情通,呂布與董卓侍婢私通,做為過渡情節而言,尚嫌不足。然而藝術化的歷史,讓呂布所顯示的作用,體現的卻是藝術(詩)比歷史更真?如果以這樣的認識去了解歷史,貂嬋之美,就會因為體現了真,而成為一種會被後來的尋「美」者們以不斷的附會,實現對其完整性的補充。
  這些附會包括我們所能理解的如《三國演義》之藝術對歷史的附會,以及後世人們對此進行認識後的附會,這些看起來似乎僅只是想像中的塑造,不斷地完善著這種藝術的抽像,貂嬋形象在這一過程中被不斷地豐富,滿足了我們對美的希望,而有關對完美的追求,是不會被停止和放棄的。
  因此,貂嬋的存在和她的美,就變得這樣不容否定,正如我們前面所說的,有關對貂蟬形象的具體描寫,藝術的體現是不會以具體的數字或尺寸,進行照像式的刻化,而只用間接的比擬,以留有的空白,以有限來體現無限,正像貂蟬其人,在歷史上查無實在的出處一樣,給我們的想像留下了空間。
  有關貂蟬的故事,很讓人莫名其妙的是,此美女不獨因為離間董卓、呂布二人而成為心智頗高的艷女之最,而且在斷續的史科和民間藝術、傳說中與三國的著名英雄關羽相關聯。
  有野史記載貂蟬人本姓霍,無名,山西人,與名將關羽為同鄉。自幼人才出眾、聰敏過人,因而被選入漢宮,任管理宮中頭飾,冠冕的女官,故稱「貂蟬」官。因遭十常侍之亂,避難出宮,為司徒王允收留,並認為義女。其離間董卓、呂布後,被呂布納為妾,呂布死後,貂蟬被曹操帶回許昌,作為侍女留在丞相府中。關羽屯山約三事暫時降曹之後,曹操為了籠絡關羽之心,特賜美女十人,貂蟬便是其中一位,當關羽聽到貂蟬報出姓名之後,感其膽識,撩髯稱了聲「好」之後,閉目不言揮手令去,貂蟬聽後,明白關羽全其名節之意,回房後遂自盡而亡,所謂「野史」,實無出處,多是拼湊得來,如上面這段故事,來自於京劇《鳳儀亭》。
  當然,還有學者的專門考證。如學者孟繁仁觀點,其考證貂蟬確有其人,姓任,小名紅昌,出生於并州(今山西)郡九原縣木耳村。15歲時被選入宮中,執掌朝臣戴的貂蟬冠,從此更名貂蟬。」「王允利用董卓、呂布好色,遂使貂蟬施『連環計』,使呂布殺了董卓,之後,貂蟬為呂布之妾。白門樓呂布殞命,曹操重演『連環計』於桃園兄弟,遂賜貂蟬於關羽。貂蟬為不禍及桃園兄弟,『引頸祈斬』,被關羽保護出逃,當了尼姑。曹操得知後,抓捕貂蟬,貂蟬毅然撲劍身亡。」
  對上述情況似有所映證的是,山西忻州東南三公里處,確有元雜劇《錦雲堂暗定連環計》裡,有關貂蟬身世的介紹:「貂蟬對王允說:『您孩兒又是這裡人,是忻州木耳村人氏,任昂之女,小字紅昌。因漢靈帝刷選宮女,將您孩兒取入宮中,掌貂蟬冠來,因此喚做貂蟬。」
  只是現在元雜劇《錦雲堂暗室連環計》劇本,並無所見,上述情況,卻被人傳遞般地引用。然而三國時並無忻州,當時忻州一帶屬太原郡陽曲縣,忻州地方文獻,也沒發現有關貂蟬的記載。然而不知是因為而有了木芝村,還是木芝村本身確有真實的歷史來歷,該村確實存在。因該村早年盛產木耳,故名木耳村,後因村中槐樹下發現一株千年靈芝,遂改名木芝村。村中傳聞,早在貂蟬出生到三年,村裡的桃杏就不開花了,至今桃杏林依然難以成活。與貂蟬有羞花之貌有關。村中有已成廢墟的過街牌樓,前殿、後殿、王允街、貂蟬戲臺和貂蟬墓,其墓塚現已夷為平地。現在的旅遊景點叫貂蟬陵園,佔地4000平方米,四周圍是紅底黃瓦波浪式龍形圍牆,門簷上懸「貂蟬陵園」橫匾,兩側有「閉月羞花堪為中國驕傲,忍辱步險實令鬚眉仰止。」金文對聯。陵區北際內建拜月亭和鳳儀亭,臺前有貂蟬像碑。南院建仿古建築20間,闢為「貂蟬塑館」,以及反映貂蟬「不惜萬金軀,何懼險象生」,驚天動地的一生。與此相互映證的,有山西定襄縣東南中零村,傳說中為呂布故里。有「霍情泉」,「智擒赤兔馬」,「歪脖子樹」等民間傳說,都與呂布有關,所以民諺有「忻州沒好女,定襄沒好男」之說。
  此外,還有源於《三國誌平話》,貂蟬向王允介紹自己:「賊妾本姓任,家長是呂布,自臨洮關相失,至今不曾見面。」傳說其故里為甘肅臨洮。陜西米脂說,認為貂蟬家在米脂。有陜北民謠:「米脂的婆姨綏德的漢。」康熙二十年《米脂縣·輿地第一·古跡》中載:「貂蟬洞,在(米脂)城西艾蒿灣(今艾好灣),亦俗傳也。」
  與野史不同的,有關貂蟬的戲曲中,與關羽相關聯,竟成為一種不被奇怪的現象。如昆劇《斬貂》中,細述呂布在白門樓被曹操捉住斬首,其妻被張飛轉送給了關羽,但關羽顧其名節,乘夜傳喚貂蟬入帳,斬其於燈下。元雜劇《關公月下斬貂蟬》,與此大同小異,只是多了曹操欲以美色迷惑關羽,遣貂蟬前去引誘關羽而被其殺死的情節。明劇《關公與貂蟬》,劇中貂蟬向關羽述說內心冤屈,述其施展美人計為漢室除害的經歷,贏稱關羽的愛慕,但關羽決計為復興漢室而獻身,貂蟬只好懷著滿腔柔情自刎,以死來驗證自己的情操。另外,有關貂蟬善終的多種傳說中,有說關羽不戀女色,護送貂蟬回到其故鄉木耳村,而貂蟬至此心後,終身守節未嫁,終於成其貞烈,被鄉人建廟祭奠。近有新聞稱,成都北郊居民,68歲的老人曾興發稱於1971年拾得一塊古碑,其銘文略為:「貂蟬,王允歌伎也,是因董卓猖獗,為國損軀… …隨炎帝入蜀,葬於華陽縣外北上澗橫村黃土地… …」,這裡「炎帝」疑為「關帝」的訛記。此種證明,是以有關貂蟬乃關羽之妾,隨其入蜀的傳說為基礎的。
  以上稗官野史和戲說雜談,在民間口口相傳讓歷史在時間拉上的一層又一層的帷幕後,那些演衍其中的故事情節,變得迷離。也許我們現在很難有暇於沉浸於其中,但要是偶爾定神於某種思考,就會發現,人們為什麼會憑想像,去繼補某段似真似假的遙遠的故事呢?儘管它的前後矛盾,漏洞百出,如中國《三國演義》學會理事,某教授稱,從社會子與民俗學的角度看,人證也是一種證據,歷史上應有貂蟬其人的存在,對貂蟬墓碑在成都出現過,做為物證,則顯然不是捏造,而有關貂蟬是暮年入川,還是死後葬於蜀的說,可能性均是存在的。
  《三國演義》是羅貫中根據「據正義,采小說」的原則創作的,但無可否認的是,貂蟬實乃一虛構的藝術形象。有關羅貫中吸收了雜劇和《平活》等戲曲野史的情節主幹是實,其創作與歷史事完取得了邏輯上的一改。但現有的疑異是歷史事實本身,就存在著近一步認識的必要。值得我們開啟一種新的認識方向的某種啟發是,貂蟬形象為什麼會在後來的野史戲曲,以及民間傳說中,與武聖關羽相聯繫?而這種聯繫,對我們所接受的有關貂蟬形象的藝術之美,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
  首先,有關貂蟬究竟是被關羽斬於月下,還是被關羽救出,出家為尼,守節垂暮於村落的相關野史戲曲或傳說,是相互矛盾的和難以經得起推敲的。當然,我們這裡不是去考證它們,而是憑此會發現,以關公為護兄嫂,千里走單騎之美名,源自於其忠勇而有德的行為體現,且「忠」和「勇」,皆為德目。
  所謂德義之勇,是以德義為基礎的。「仁者必有勇」(《論語·憲問》)「見義不為,無勇也。」(《論語·為政》)。《中庸》把智、仁、勇稱為「三達德」。而忠信,則是守仁,行義之基顧。「君子義以為質,禮為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論語·衛靈公》)。「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大學·十章》)。由此可見,以忠而守仁,以能而章義之關羽,可謂以其行為,成為體現傳統道德觀的典範,故為武聖。關於這一點,上述野史戲曲、傳說,並沒有改變對關羽的傳統認識,因此在與貂蟬這個藝術形象之美的聯繫上,卻顯得矛盾起來,這似乎是可以理解的。
  貂蟬以千金之軀,救國於難,以致「漢朝累世簪纓輩,不及貂蟬一婦人。」但畢竟貂蟬為女子。從華夏父系氏族社會確立至周代宗法禮會的形成,有《周易·系辭上》:「天尊地卑」和「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列子·天瑞》:「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形成了男女不同社會地位之「男尊女卑觀念」觀念。
  西漢董仲舒《春秋繁露》「大道貴陽而賤陰」的陽尊陰卑理論,曰:「天數右陽而不右陰」,並因此形成的社會倫理等級制度,確立了君權、父權、夫權的統治地位,其應為這一思想的集大成老,被沿襲了幾千年。因此以關羽之武勇,更皆有如毛宗崗評《三國演義》中的三絕,更將關羽列為「義絕」之英雄,是千百年來人們所推崇的道德模範,與其為報曹操「禮之甚厚」之思,在袁紹遣河北名將顏良來攻時,即「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關羽為先鋒擊之。關羽望見顏良麾蓋,策馬刺顏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還,袁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其置個人生死於度外,刺顏良於萬眾之中,義勇之舉,與貂蟬捨身以救國難的巾幗英雄之情懷,確有相同之處。
  但貂蟬畢竟為女兒之身,僅以「男尊女卑」之傳統,更兼有貞節觀念中的污點,實難與武聖人比肩。將此二人聯繫在一起的,源自於正史《三國誌·蜀書·關羽傳》註引《蜀記》中,一段來歷不名,有些讓人疑惑的記載;「曹公與劉備圍呂布於下邳,關羽啟公,布使秦宜祿求救 ,乞娶其妻,公許之。臨破,又屢啟於公,公疑其有異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又言:「聯邦魏氏春秋所說無異也。」說是無出處,卻有《魏氏春秋》中也有這樣的說法。另有《獻帝傳》和《華陽國志》等記有同一內容:「(秦宜祿)為呂布使詣袁術,術妻以漢室宋女。其前妻杜氏留下邳。布之被國,關羽屢請於太祖(曹操),求以杜氏為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見之,乃自納之。」但此處說的是關羽乞娶的是秦宜祿之妻,顯然不是傳說中所說的呂布之妻,更不可能是貂蟬。
  然而,此處記載,即為正史,則無疑為許多野史戲曲及傳說,提供了依據。首先就是傳說關羽納貂蟬為妾之說。問題不在於此,而在於關羽欲佔他人之妻的行為,實在有悖於人倫常理,並且武聖人臉上貼的金,也會因此而被破壞。當然,也有後來者試圖掩飾這一瑕疵,並引證《三國演義》中曹丕乘亂納甄氏的故事。甄氏原是袁紹二兒子袁熙妻室,曹操攻破鄴城,曹丕隨軍開入,先跑到袁家,將甄氏據為已有,此事正史《三國誌·文昭甄氏皇后傳》斐註轉引《魏書》中即有記載,甄氏死後被追封為皇后。此外,還有劉備平定益州後也娶了同室劉瑁的寡婦吳氏,以及孫權不僅僅娶了陸尚的寡妻徐天人,而且論親緣關子,這徐夫人還是他的表侄女。以此可知,這種娶人婦為妻的行為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並不忌諱。但是並不忌諱實不能等同於被認可,甚至等同於被推崇的行為,雖然自宋以後,關羽名聲才日漸顯赫,而且這一時代有名的,以至影響後世的宋明理學,「遏人欲而存天理」,有關「一女不侍二夫」的倫理道德觀,對此是不能接受的。
  明鄭以偉有《舟中讀〈華陽國志〉》詩曰:「百萬軍中刺將時,不如一劍斬妖姬。何緣更戀俘來婦,陳壽常璩志總私。」此怨及陳壽和常璩存有私怨偏見。中華書局四庫備要本《三國誌》之《蜀志》開卷,有清乾隆皇帝的一道上渝,亦是相同觀點:「關帝在當時,力扶炎漢,志節凜然,乃史書所隘,並非嘉名。陳壽於蜀漢有嫌,所撰《三國誌》,多有私見,遂不為之論定,豈得謂公?… …」由此而有元、明雜劇《關公月下斬貂蟬》,以及清代戲劇舞臺上流行的《斬貂》。
  這種情況也許是事實。東漢未年的三國時代至上而下(?)娶他人之妻的做法,以風氣而論,似乎隱略可見原始社會群婚或母系社會一妻多夫之制之遺痕。後世對關羽被認為不光彩的行為的可能,而去責怪《三國誌》之作者存有私怨偏見,都不能有很充分的說服力。
  且不論「婦人貞潔,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兇也。」(《易傳·象下》)「忠臣不事二群,貞女不更二夫。」(《史記·田卓列傳》)的貞節觀念,於先秦時代已有,並因此而體現出嚴格的父系社會婚姻制度,雖然反過來,讓男子從一而終,會導致兇事,但因此所強調的是夫權的絕對地位。至西漢,先有董仲仲舒的「三綱論」:「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與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後有《白虎通義》,將乾坤哲學作為夫婦關係的理論基礎。其中應該註意陽者惟一的父子禮會觀念的潛在。而且,從實行情況來看,如漢宣帝曾下詔,規定對不貞不節之婦,死後兒女可以不服喪,而表獎勵貞節婦已成為常倒。
  在民間,有後漢書所記載的,有一叫荀采的女子,17歲嫁給了陰氏。19歲替陰氏產下一兒,後陰氏不久死去。但采時尚年少,常慮為家逼,自防禦甚固。後同鄉郭姓喪妻,其父茍爽要將她嫁給郭姓,其不為所動,胸前揣把利刀,茍爽派人搶其刀,將荀采掠至郭家,荀采覺父命難逃,在即將成婚之時,既入室而掩護,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扉上曰:「屍還陰。」「陰」字未及成,懼有來者,遂以衣帶自縊。
  當然,如上述故事中,荀采之父似並無「一女不更二夫」之貞節觀,如前面所說中,有關曹丕將袁紹之子的夫人甄氏報為己有,劉備娶親侄女劉瑁的寡婦吳氏,孫權娶陸尚的寡妻徐夫人,官家百姓似視此並不以為恥,但仔細分析,會很明顯地發現有關對貞節的推崇,與社會生活的實際情況之間,所存在的距離,乃是在於正統的儒字之道德觀,要求人們遵從社會生活的一般道德現范,有所謂「好」和「一般」的評價使然。也就是說,自董仲舒「三綱」之說提出後,「罷黜百家,獨遵儒術」成為國家所確立的政治和社會行為規範,但自上而下的貫徹,以及廣大基層社會群體與之天然的距離,所反映的自上而下的觀念的漸趨淡化,是一個必然的過程。「一女不更二夫」的貞節操守,並沒有被做為「一般」的社會倫理行為現范而被遵從。似乎由此我們可以發現武聖關羽是那個「好」的道德典型,而貂蟬的行為,並沒有與社會實行被遵行的「一般」的倫理規範發生明顯的對抗,(即社會實際生活中,一女嫁二夫的事,也是常有發生的,且其以身侍奉董卓這樣的惡人,又再嫁呂布這樣的小人,其行為上的「污點」,因出自於救國於難的大義,而被寬容並被掩飾,但以此,似難與武聖關羽相提並論。然而,關羽也有不光彩的過去,其竟然曾經「乞娶」他人之妻,這並不是指關羽身為男人,不能再娶第二個女人(父親社會一夫多妻制,有其歷史的延續過程),而是指有關於「他人之妻」如娶之,會導致對「一女不侍二夫」的倫理規範的破壞。這段歷史上的污點,雖為後世道學家甚至皇帝詔書明確為史家出於私怨偏見之所為,不足為信,但我們發現,也許正因為關羽有這段帶有污點的歷史,與貂蟬手段並非合乎於道德,但其目的終為大義之舉,形成了一種在道德觀念的地位平等。
  既然如此,為何後世戲曲中,關羽又要斬貂蟬呢?或者是,關羽將其送回原藉老家,讓其獨自守節面終老一生等。以關羽與貂蟬並沒有結成夫妻為多數的戲曲結局,就即便是關於關羽納貂蟬為妾的某種少數的說法,也沒有再去演衍這二人有關相親相愛的故事。很雖然,這樣的「愛情戲」如果有的話,恐難為觀眾所接受,這種情況的出現,顯然來自於 人們對某一典型人物的感性認識,以「概念的外化」的完成,必然導致的終結。即有關關羽或貂蟬的形象,在其被體現為倫理道德中的「義」和「勇」的概念時,通過具體的故事情節,或為藝術化的創造 ,或為相當程度上的的歷史事實,它們對這個道德概念的形象化體現,都將因概念之外化的完成而終結。因此,我們不可能在此之外,留有可能的空間,去繼續這種對已經完善了的東西彌補,如這樣做,無異於那個古老的但極其說法,成為「畫蛇添足」之人。
  在此我們是不是可以說,難道是被藝術化了的道德概念,也就是這個有關「義」或「勇」的道德概念,被外化於感性事物,完成了對貂蟬之美的最終描繪,以至於我們難以在此之外,對這種達到最高境界之美,再難添上任何多餘的一筆?如果是這樣的話,上面我們所引述的後世人們所創作的戲曲故事,口口傳傳的傳說,都可以從反面證明了這一點?
  也許事實正是這樣。例如維納斯的斷臂,不斷地會有人去嘗試修補,但都不能被接受,而越是不被接收,反而促使更多的人去償試。也就是說,維納斯的那只斷臂所留下的想像空間,其實是假的,雖然它在我們的視覺裡是真的。正如有關於關羽和貂蟬,他們的形象在道德概念上污點的存在,其實是假的,儘管我們可以從歷史資料中證明,這樣的「污點」,確定存在,且相對於那個時代的道德完善而言,這樣的污點存在,已明顯造成了一種斷臂似的「殘缺」,但恰恰正因為如此,貂蟬形象才體現了美。
  這是一個很值得奇怪的結論。對此,我們可以引用一下有關美學上的某些理論。如黑格爾說:「形式的美一般說來並不是我們所說的理想,因為理想還要有內容(意蘊)方面的個性,因而也就還要有形式方面的個性。」,「例如在形式上是一副完全均勻的美的面孔,而在實行上卻是可以很幹燥無味,沒有表現力。」當然,我們還可以引用一些更為具體細緻,建立在一定科學試驗基礎上的美學理論,如將格式塔心理學應用幹視覺藝術的阿恩海姆之說(格式塔譯為「完形」。而格式塔心理學所說的形,是經由知覺活動組成的經驗中的整體。)「物體的外部與其內部是互為暗示,相互統一的。這種統一性使知覺超出了物體投射到視網膜上的形象,使人的意識不再局限於物體的表面。它們或是被看成他種事物的容器或外殼,或是透過它看到其內部,使內部看上去似乎是外部的繼續。」這些理論也許比較費解,但其中的意見是明白的:即有關於「美」,做為可被感知的外在客觀存在,必然包括它的「外部」和「內部」,那種「完全均勻的美的面孔」,顯然只是外殼(外部),它可以是一張是標準尺寸的畫,或是一張毫無生氣的照片,但它是不能構成美的。因為它還必須有內部,也就是它要「活」起來,而任何「活」的東西,卻是個別的。
  我們的審美,必須完成這種通過外部或內部的認識過程,才能得到滿足。正因為如此,那些可能促使這種外部和內部的統一所提成的物的存在的「暗示」,是至關重要的。當然,這些理論與我們在這裡要說的貂蟬之美,在感覺上或許會有生硬之感,幹擾了我們在一個單純的歷史空間去為理想而有的靜思,但是,科學是應該相通的,道理也應該是一樣的。我們因此而有所啟發的是,前面有關於貂蟬之美的結論,即應當是道德概念因為其個性化的存在,表現為概念的外化,才使「美」被證明是完善的,也就是說,貂暗之美,正因為其道德上的殘缺(於貞節觀念而有的「污點」),證明了其個性化的完整,即內角部的存在使其是有了生命力。
  而這種證明,就是我們前面所引述的種種試圖對其形象進行「彌補」的可能性的失去,即那些戲曲、故事和傳說,均難以在《三國演義》的故事終結後,再為這個形象添加任何超越其上的「彌補」,正因為如此,羅貫中《三國演義》中的貂蟬形象的描繪,是不容改動的,而這種不可改動本身,即表明她是最美的。
  對此,我們需要反過平看,或許會更清楚一點:如果沒有我們上面所說的,直至今天還在演衍的種種戲曲故事,傳說,還有專家考證等,貂蟬在歷史上是不真有其人?甚至新聞道:成都郊區發現了貂蟬墓,如此等等,似乎有些人驚奇不斷,又似乎有些讓人感到荒唐,最重要的是,於「美感」而言,貂蟬與關羽故意的「畫蛇添足」之說等說法,所表現出的粗淺、流俗和難以接受,如果都不存在,我們仍然會覺得貂蟬是「古代第一艷女」嗎?
  這也許會被解釋為「輿論」的作用,但如果沒有人說,古代美女貂蟬也早就被封殺了。而這種情況,會讓我們想到問題的另一面,也就是,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會有這種「輿論」呢?從古至今,也許還會有人說,貂蟬為救國難而從大義,值得「輿論」,但仔細研究這些「輿論」的內容,會發現會發現矛盾、錯漏、編造等等,而將關羽與貂蟬相關聯,則在不經意間,也就是我們沒有去留意的時位,透露了其中的緣故:沒有這個「畫蛇添足」的故事,或類似的東西,我們並不會認為貂蟬是「古代第一艷女」。
  對此,我們再引一段美學理論:「現在包含著過去」。知覺會對被掩蓋著的,或者是殘缺的部分,進行「補足」,如「被遂道斷成兩裁的火車,是被看成是一個運動中連續的整體,完全是由知覺自身的本領造成的。」事情正是這樣。有關貂蟬下落的多種「版本」,是人們於想像中對歷史的「補足」,然而這種「補足」,如前所述,對於貂蟬之美而言,則是一種於事無補的多餘,但也正是這種多餘,讓我們發現了貂蟬之美存在的「內部」,並因此而與如前引的若幹對其美的「外部」形象描繪相聯繫,從而構成其存在的統一性。
  但這個「內部」存在顯示的貂蟬之美,並非她自身的艷美勝過其他女人,而僅僅是道德概念的外化。是因為她的是在個性化的存在,其獻身於拯救國難的義舉,但在道德概念上所留有的「污點」,這個對「內部」存在的暗示,讓我們找到了對此進行認知的途徑。也就是關羽斬貂蟬之所以難以被接受和認可,恰恰證明了貂蟬之美的形象塑造,已近完善。
  正是這位的嬌小而艷美絕倫的女子,其「丁香舌」吐出的鶯啼燕的悅耳之聲,卻原來是一柄銳利的鋒芒無比的綱劍;她猶如在風中裊娜而動的新花一枝般的身姿,帶來一縷異香,讓那個在當時充滿詭譎氣氛的半明半暗的畫堂,剎時竟有如看天般明媚溫暖(「好花風裊一枝新,畫堂春暖不勝春。」),但仔細再往下看,卻會於驚心動魄中發現,這竟然是一部刀光劍影不交錯,鏘鏗之聲刺耳的血腥之戲的荒誕意味十足的開幕。
  其驚人之處是在於,貂蟬之美竟與如此重大的利害攸關之事相關,其中即有欲示張揚又似被遮掩中曖昧的情色,又有在瞬間可能發生的驟變前可怖的寧靜,這其中全部的註意力都被集中於一點:一個絕色女子驚世駭俗之舉的內心世界,被某些我們不可能看見的細節,在後來的描述中所留下的殘缺,開通了缺口,正因為如此,我們才可以看見緊張、複雜而又充滿誘惑力的美,在以個性而被體現時的概念外化,是多麼生動、豐盈和完善。
  一個在戰爭和天災中顫粟的時代,大瘟疫的流行,飢餓和動亂,還有連續不斷下的大雨,樹葉都落光了… …
  屬火的赤德之漢朝,有黃巾軍大起義。「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這是鉅鹿人張角提出的口號。「鉅鹿張角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角分遣弟子周行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將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幹。」「二月,角自稱天公將軍。」而「二時俱起」,「旬月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資治通鑒》第五十八卷)。
  自公元182年二月,大疫,夏四月,旱;公元183年夏,大旱,也就是在這一年,張角率三十六方之眾(數十萬人)起義。中平元年(184),十月,張角病死後,「皇甫與張角弟梁戰於廣宗」,「大破之,斬梁,獲三萬,赴河死者五萬許。」(《資治通鑒》卷五十八)。張角被剖棺戳屍,張寶也隨即兵敗於曲陽而陣亡,十餘萬黃巾軍士兵被殺,真可謂血雨腥風。
  而公元204年至公元219年,長江以北出現大瘟疫(流行性出血熱),死亡人數約兩千萬,這在當時,全國人囗約五、六千萬的情況下,可以稱之為是一場空前的浩劫。《後漢書·獻帝紀》興平元年(194),是歲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餓餒遍野,人相啖食,白骨堆積,可見情形之恐怖。如曹操那首著名的《菩裡行》中所描寫的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此外,東漢政權外戚宦官專權的情況十分嚴重,導致的多次宮廷政變中的相互殘殺。章和二年(88)和帝即位,其為新君時尚年幼,母后竇皇后臨朝。永元三年(91),竇皇后之兄竇憲征匈奴,大勝還朝,和帝與宦官鄭眾合謀誅憲《後漢書·宦官列傳·鄭眾傳》:「時竇太后秉政,後兄大將軍憲等並竊威權,… …眾首謀誅之。」竇憲死亡,鄭眾以功遷大長秋,自是常參與政事。宦官弄權,至此開始。
  建康元年(144)八月,順帝崩。其在位時,以皇后兄梁冀為大將軍輔政。皇后與梁冀立兩歲皇子劉炳為帝,是為沖帝。永嘉元年(145)正月,沖帝崩,而如此之事情發生,前後不到幾個月的時間。皇太后梁氏與大將軍梁冀又立八歲建平候劉纘為帝,是為質帝。因其年幼,囗無遮攔,在一次上朝時說梁冀:「此為跛扈將軍也。」於本初元年(146),梁冀毒死質帝,另立十五歲的蠡吾候劉志為帝,是為恆帝。延熹二年(159),梁太后死,恆帝與宦官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等五人合謀,誅梁冀。而這五個宦官因此而被封候,人稱「五候」,「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單超封候後不久死去,百姓對所餘四人稱之為「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可見其權傾一時。建寧元年(168)春正月,解瀆亭候劉宏被立為帝,是為靈帝,年十二歲,竇太后臨朝。太后之父竇武,與太傅陳蕃,共輔朝政,並欲剷除宦官集團。但事有意外,建寧元年九月,中常侍曹節矯沼誅殺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並誅其族,皇太后竇氏被幽禁於南宮。於是宦官繼續專權。曹節死亡後,靈帝又以張讓、趙忠等「十常侍」專政。「是時中常侍趙忠、張讓、夏惲、郭勝、段珪、宋典等皆封候。」就連皇帝本人對此情況,不以為恥,或者是什麼不好的事,當然,也許是無可奈何,竟然經常掛在嘴邊的話是:「上常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資治通鑒》第五十八卷)。靈帝崩,皇子劉辯即位,年十七歲,是為少帝。靈帝皇后何氏為皇太后,臨朝聽政,太后之兄大將軍何進與太傅袁隗,共輔朝政。何進欲滅宦官集團,卻被騙入宮中殺掉。何進被 殺,袁紹與何進部下發動兵變,衝入皇宮,「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須面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後得免,死者二千餘人。」。
  當然,最為嚴重的是董卓之亂。董卓是何進欲剷除宦官集團而召進京的,但「卓未至,進敗。」董卓入洛陽,「縱放兵士,突其廬舍,淫略婦女,剽虜資物,謂之『搜牢』。又奸亂公主,一如既往略宮人,虐刊濫罰,睚眥必死,群傣內外莫能自固。」(《後漢書·董卓傳》)初平元年二月,其「乃徒天子都長安,焚燒洛陽宮室,悉發掘陸墓,取寶物。」其時,「法令苛酷,愛憎淫刑,更相被誣,冤死者數千,百姓嗷嗷,道路以目。」「貨輕而物貴,谷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錢貨不行。」
  以上情況並非能讓我們對東漢末年禮會的政治經濟狀況有全面的了解,這裡介紹一些這方面的情況:東漢時期,累世公卿家族,把持著從中央到地方的政權。這些門閥大族,是朝廷的貴族,又是地方豪強,佔有大量的田地人口,形成自成一體的田莊。《後漢書·竇融傳》記載:「竇氏一公、兩候、三公主,四二千石,相與並時。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數。」當時「馬、竇、鄧、梁」四大家族中的鄧氏,也是如此。《後漢書·鄧禹傳》:「鄧氏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候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十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渴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為比。」
  中常侍蘇康、管霸等「用事於內,遂固天下良田美業,山林湖澤。」東漢後期,靈帝與宦官更是公開賣官,由於所得金錢貯存於西園,史稱「西園賣宮」。中常侍候覽,家在山陽;小黃門段瑾,家在濟陽,兩人都在濟北境內興立田業,「僕從賓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後漢書·宦者列傳·候覽傳》)候覽「貪侈奢縱,前後諸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十十八頃。」(同前)。宦官張讓,趙忠等人皆為中常侍,封候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蠹害。
  當然,話說回來,漢代的政治制度和經濟發展,形成了「天下國家」的體制。其察舉制度與文官制度相輔而行,從而形成了專業的官僚階層,因此文官政府對於皇權,有互利共生的一面,又有對抗的一面,二者之間具有一定的緊張關係,又有一定的相互依存的關係。而其人多地少的精耕農業的發展,包括一牛挽犁的短轅犁和鐵犁畜耕技術,得到普遍推廣(《陜北東漢畫像選集》,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畜養禽畜,以農舍做為手工業產品的主要產地,通過而市集交換集散,所構成的經濟交換體系,以及相應的道路網絡,形成龐大的市場網。
  東漢時期,因莊園的規模和數量的迅速膨脹,東漢政權不得不與豪強勢力相妥協。《後漢書》卷二十二《劉隆伍》載:「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逾制。」其「田完逾制」,已是公認的事實。仲長統在《昌言·理亂(篇)》中說:「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固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
  豪強地主控制下的田莊不計其數。東漢前期,實行「柔道」方針,在施政中,「務用安靜,解王葬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經過光、明、章三代四十餘年的粗安歲月,由於精兵簡政,減輕賦役,生產發展,社會經濟得到發展。這從人口的增加上可以略有所見:《後漢書·郡五國》註引《帝王世紀》,光武中元二年(57),全國有(戶)4,279,634(戶),人口21,007,820(人);明帝永平十八年(75),有戶5,860,573(戶),人囗34,125,021(人);章帝章和二年(85),有戶7,645,734(戶),人囗43,356,367(人);至和帝元興元年(105),有戶9,237,112(戶),人口達5,356,229(人)。但至東漢後期,不僅宦官專政,「戎事不息」,還有長期的戰爭,大瘟疫的流行,據《晉書·地理志》,在恆帝永壽年間,全國有戶10,677,960(戶),人囗56,486,856(人);但至質帝本初元年(146),減至戶9,348,227(戶),人囗47,566,722(人);此為東漢最後一次人口統計,而在三國歸晉的公元280年,在籍人口數量竟銳減為780萬人。按照人口學家的分析,漢末永壽到中平,以及赤壁之戰後三國鼎立,人口保持了相對的穩定。換而言之,在靈帝中平及獻帝建安短短數十年間,人口減少了85%。
  是什麼原因導致人口減少近5千萬?徐去戰爭的原因外,主要是瘟疫流行。在東漢末年短短三十年間,史有確載的全國性大瘟疫共十二次。恆帝時大疫三次,靈帝時大疫五次,獻帝建安年間疫病流行更甚,以致造成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難。其中尤以靈帝(168—188)時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8年等幾次疫的流行規模最大。建安七子中的徐幹、陳琳等人,以及曹操的首席謀士郭嘉,都是死於瘟疫。漢靈帝中平六年(184),黃巾軍起義爆發,持續10年,東漢皇朝受到了巨大的衝擊,因此而名存實亡,天下分崩。因兵禍不斷,災疫接踵,人口銳減。人煙稠密的中原地區,也是「白骨蔽平野」(王桀,《七哀詩》)「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仲長統《昌言·理亂》)。「四民流移,托身他鄉,攜白首於山野,棄稚子於溝壑。」(《三國誌·陶謙傳》註引《吳書》)董卓徒洛陽人口百萬餘到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飢餓寇掠,積屍盈路。」(《資治通鑒》卷五十九)。
  而關東聯軍攻討董卓時,「眾數十萬,皆集滎陽及河內,諸將不能相一,縱兵鈔掠,民人死者且半。」(《三國誌·司馬朗傳》)。曹操在攻徐州陶謙時,「坑殺男女數萬口於泗水,水為不流。又引軍從泗南攻取慮、睢陵、夏丘諸縣,皆屠之,雞犬相盡,墟邑無復行人。」(《後漢書·陶謙傳》)人民的大量死亡的流徒,戶口為之減少,史載:「是時天下戶口減耗,十載一在。」(《魏志·張繡傳》)「長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三國誌·陳群傳》)。
  曹操與呂布相持時,軍隊「乏食,(程)昱略其本縣,供三日糧。」(《三國誌·程昱傳》註引《世語》),袁紹、袁術軍隊無糧,「以桑椹、蒲贏充飢。」(《三國誌·魏志·武帝紀》註引《魏書》),劉備「軍在廣陵,飢餓困敗,更士大小自相啖食。」(《三國誌·蜀志·先主傳》註引《英雄傳》)。
  以上情況可以看出,東漢末期,根株朽欄,其覆滅已是必然。後有諸葛亮對此嘆曰:「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恆,靈也。」(諸葛亮《出師表》)
  現在我們要言歸正傳,插入下面的一段,也就是於此時,我們會發現,談論起一種生長在樹上的小小的昆蟲,會是多麼地不合時宜:「蟬,無巢無穴,黍稷不享,不食污穢之物,高潔不群。」但它卻被借用於宮中之玉器的名字:「蟬是古玉中十分常見的器形,並以打孔區分它們的用途,如頭上打孔的為佩蟬;腹上打孔的為貂蟬;不打孔的專門為陪葬而製作的是晗蟬… …」。
  這種借用有一連串可被意會的暗示因為一位似乎來歷不明的絕色女子,也叫了「貂蟬」,這顯然是被人命名的,就像後世都有的歌伎一樣,要取個藝名。戰火過後的積屍盈野,於天地昏暗中,枝枯葉落,有一只爬在幹枯的樹枝上的蟬,「無巢無穴,黍稷不食」。然而天無甘露,它也就只是象徵地存在。但是她其質如玉,偏只選於「腹上打孔」,是那種命定的與宮中之事隱約相關的絕佳之色,但卻來自於田野,「高潔不群」,過了若幹個朝代,很久以後的人們,怎麼去還原那時歷史的這一幕之真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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